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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八路军某部举行动员大会(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5月18日报道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主任任天佑5月15日在《参考消息》撰文称，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锤炼。抗战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威力最强的一次对外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的较量。全文内容如下：
百年追梦，百年沉沦。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不断在屈辱中抗争，又在抗争中加重沉沦。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胜利使中国以崭新姿态重返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改写了屈辱历史
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进入近代以后，中国落伍了，被其他民族抛在了后边。落后就要挨打。自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100年间，几乎所有列强都侵略过中国。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几乎没有取得过一场真正的胜利。由于屡战屡败，每次战败都要签订不平等条约，都要割地赔款，中国山河破碎，民众饱受苦难。梁启超曾激愤地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100年间，中国对外签订条约11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支付战争赔款连本带利达10多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十几倍。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8年间，日本先后对中国军队发起10多次大规模战役。据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所说，到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陆军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国内仅剩下1个近卫师团，可谓倾巢而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时近200万人，中国沦陷区涉及22省1500余县市。
但是，八年抗战，中国以一个军力、财力都远不如敌人的弱国，以血肉之躯和钢铁般意志，以气吞山河、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人民战争的壮举，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总计130万余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军队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出色表现，1942年到1943年间，英美等国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崩溃，用当时《新华日报》的评论说，“把我国百年来在国际不平等的地位废除”。抗战胜利，还迫使日本归还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实现了国家领土完整，使中国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尊严。
提升了民族凝聚力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一盘散沙。直到抗战爆发前，多数中国人还只有血缘亲缘认同和乡土认同，最多也只有党派认同，缺乏民族国家认同。毛泽东在抗战之初，犀利而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日本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一致，彰显出强大的凝聚力。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
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锤炼。抗战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威力最强的一次对外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的较量。国共两党从对抗走向合作，中国两支相互搏杀多年的军队，并肩出现在抗日战场上。许多少数民族建立各类抗日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支援抗战前线。新疆各族民众从1937年9月至1943年，先后捐献白银428万两，可买154架飞机。八年抗战，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2亿多元，侨汇高达96亿元，成为抗战时期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这种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美国总统特使卡尔逊在给总统信中赞叹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讲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胜利，同时，抗战胜利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强化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最坚实的心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源泉。
重塑了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觉醒新升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10月11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满怀深情地指出:“伟大的时代已经来到，中国民族正在开始写她真正历史的第一页。”“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
“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军队对中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就连日本天皇面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也不得不有所懊悔。1940年10月12日，天皇说:“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
战争重塑民族，也重塑民族精神。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极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重铸了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奠定了大国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地位和尊严，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贡献赢得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长期牵制和抗击日军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抗战，挫败了日本“北进”侵苏的战略，迟滞了其“南进”太平洋的步伐，粉碎了日本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有力支援了远东太平洋战场以及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1942年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赞扬中国“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1951年9月2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复电，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认为:“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
抗日战争胜利，更使中国跻身到世界大国的行列。1945年4月至6月，由中、美、英、苏四国发起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制宪会议，随着1945年10月《联合国宪章》生效，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和大国尊严。
锻造了领导力量
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也是对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领导力量进行选择、重塑和锻造的过程。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民族复兴一挫再挫，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能够把全民族凝聚起来的坚强核心。
抗日战争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领导能力的大检阅。在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主要存在着两种矛盾，发生着两种演变，产生着两种结果。两种矛盾，一是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一是中国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阶级矛盾。两种演变和两种结果，是指当时中国两股最大政治力量，即国共两党在解决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的地位、作用的演变和结果，谁在解决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中发挥作用大，就会赢得民心、发展壮大，就会在处理阶级矛盾中具有更大的主动权、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是在各种矛盾交织、力量博弈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并发展成为成熟的领导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这是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走向的又一历史性抉择。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抗日力量在逆境中崛起，决不是像有人诬称的，是靠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最富有牺牲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延安成为黑暗中国走向光明的灯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克服“左”、“右”倾错误，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党真正进入成熟期。由此，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大希望。
对于那些当年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都高度赞扬。1942年2月24日，斯诺在回答罗斯福时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则指出:“在他们从1934年到1947年作为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国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清晰。伟大的抗日战争，更为关键的，是锻造了领导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延伸阅读】探访广东107岁抗战老兵：若再遭侵略还会拿枪去战斗
视频：浙江首家抗战老兵纪念园奠基 94岁老兵追忆历史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河源5月18日电 题：探访广东107岁抗战老兵：若再遭侵略还会拿枪去战斗
作者 颜新阳 赖弥平 王炳炎
70多年前在滇西战场上，曾有数万名中国远征军将士战死疆场，多数抗战老兵后来因各种原因，流落在缅甸金三角地区等地，或默默回到家乡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现年107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宋顺祥就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
17日，记者跟随河源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探访了家住河源市和平县优胜镇石坝村宋顺祥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老人仍很激动。
宋顺祥1908年12月4日生于粤北河源的一个小山村里，1942年农历二月，当年34岁已婚的宋顺祥在老家被抓壮丁，他来不及和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告别，就匆匆被抓壮丁入伍。
经新兵训练后，宋顺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93师278团2营4连，成为一名对日抗战军，随部队调入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宋顺祥因作战经验丰富，在战场上果断勇敢和机智灵活，后被升任为第四连上尉连长。
采访中记者留意到宋顺祥食指前端少了半节，老人回忆说，食指前端是在滇西战场与日军士兵近身拼刺刀厮杀时，被日军士兵的刺刀给削掉的……，当时子弹还没来得及上膛，日军士兵就从壕沟冲上来了，他来不及细想，双手拼命抓住敌人的刺刀，将对方扳倒后将其刺毙，半节手指却永远留在了战场。
老人说，自己这一生，在战场上亲手打死打伤过多名日本兵，如果日本再来侵略，他还会拿起枪去战斗。
现年75岁的宋顺祥二儿子宋吉安告诉记者，父母亲共生有3个儿子，目前全家共有112人，散居全国各地，只有在重大节日里才能团聚。如今，他与老父亲一起在老家生活。
在家安享晚年的宋顺祥，身体一直都很好。据当地村民介绍，老人的生活作息很有规律，早上6时许起床到村道坚持散步，晚上8时准时上床睡觉，中午还要午睡1个多小时，每餐还要吃两碗饭；老人性格乐观，经常给村里的老幼妇孺讲当年的抗战故事，让村民和后辈不要忘记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宋顺祥告诉记者，目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得到政府部门落实政策，恢复自己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的身份，并在自己临终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一枚抗战老兵的纪念勋章。
宋顺祥的故事引起了河源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代表们的关注，经调查核实，及时上报给全国关爱老兵网抗战军史专家审核，后身份得到确认。据了解，宋顺祥老人是中国目前健在的百岁中国远征军抗战老兵之一。(完)
（2015-05-18 14:24:01）
【延伸阅读】港媒提醒勿忘抗战胜利日假期意义：为纪念非享乐
参考消息网5月16日报道 港媒称，针对新宣布的首个抗战胜利日假期，内地旅行社纷纷向游客推出“红色旅游”套餐，但官方媒体已敦促公众不要忘记抗战胜利纪念日假期的由来。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15日报道，9月3日全国将放假一天，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日本的投降正式宣告了二战结束。
对很多人而言，5月13日宣布的这一假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人们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很多人已开始规划自己的假期行程，各大旅行社则迅速对这个新增假期作出反应。从传统上说，这个时间段是旅游淡季。
内地最大的在线旅行服务公司携程旅行网表示已推出前往10多个城市的旅游套餐，这些城市曾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际旅行社表示，它正在设计旅游套餐，可能于6月底接受预定。国旅职员韩超（音）对本报 记者说：“主题是国内的红色旅游。举例来说，我们正在研究北京周边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比如保定。”
5月13日晚，新华社在其官方客户端上发表评论，提醒民众这一假期是为了纪念。
新华社评论称，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假期与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休假，意义大不相同。
评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纪念日的假期，乃至当下所有的假期，都是先烈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我们带来的，要倍加珍惜这种福利。”
湖南新闻综合门户网站——红网发表评论，批评人们的“舍本逐末的享乐心态和忽视历史的形式主义”，并要求大家纪念抗战胜利日，而非仅仅是寻求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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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5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图片展吸引参观者驻足。新华社图
（2015-05-16 08:18:24）
【延伸阅读】重庆雨中奏响《和平颂》 民众唱《黄河》感怀抗战胜利
中新网重庆5月15日电 (记者 刘贤)15日下午的重庆阵雨袭城。在曾经是抗日战争“精神堡垒”的解放碑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和平颂》奏响。150名演奏家和200名演员冒雨演出，民众披着雨衣、打着伞聆听这场特殊的广场音乐会。
70多年前，日本对当时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长达6年的轰炸，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解放碑前身为抗战期间为动员全国抗日救国而建的“精神堡垒”，并于1946年在旧址上奠基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
15日下午的解放碑前，是盛装的中央民族乐团、重庆民族乐团近150名演奏家和西南师范大学合唱团、南方翻译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重庆师范大学丝路合唱团、重庆巴鹰合唱团的近200名演员，在雨幕下现场演奏。表演者被雨水浸透的头发和衣裳，以及站满广场的观众沉浸的表情，为解放碑蒙上一层肃穆与凝重。
《旗正飘飘》、《延安颂》让年纪较长的听者打起节拍。由我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刘兴辰先生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响起时，现场几乎所有人都低声跟唱起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呈英豪……”
最后的压轴演出是《和平颂》，中国首部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为题材，意在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音乐会作品。《和平颂》由我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分为《金陵·大江》、《江泪》、《江怨》、《江怒》、《和平颂》五个乐章，作品运用音乐语言展现了那段悲痛苦难的岁月，谴责侵略者的暴行，警醒生活在和平时期人们应当时刻铭记历史，表达了中华儿女渴望胜利、热爱和平，呼吁世界永久和平的心愿。
“我不懂这类音乐，但《黄河》响起时，仍让人激情澎湃。”65岁的重庆人张培生说。他冒雨来听这场音乐会。小时候就听父母辈讲诉重庆在战争期间遭日军狂轰滥炸的他说：“抗战胜利太来之不易了。(我们)希望和平。”
（2015-05-15 19:54:01）
【延伸阅读】金一南：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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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联军（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5月14日报道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
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
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
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
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
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
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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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专业技术二级，少将，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著作《苦难辉煌》获图书出版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浴血荣光》入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双百”出版工程首批重点出版物，近期新著《心胜》。
（2015-05-14 14:13:00）
（原标题：军事名家谈抗战：抗战胜利开启民族复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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