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遗产

　　每一颗巨星的陨落，都会让我们伤感一番，都会让我们头顶的星空暗淡些许。然而，似乎很少有一颗巨星之殇，会如钱学森的离去一样， 引起从上至下的深切关注。

　　在中国，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取得如此卓越的专业成就，同时其命运与政治、民族、时代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更鲜有一位科学家，如此广泛地涉猎如此广泛的领域。

　　在中国，钱学森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那就是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与探索，不为自己设置任何禁区。钱学森身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而只有完整全面地理解钱学森，才能体味他对中国的真正价值

　　钱学森，导弹以外的轨迹

　　这位中国的“导弹之父”不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位文、理、工结合型的科学家。在这个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文/安然

　　在中国，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而且是对科学家这个词的诠释。

　　大多数人从走进学校的那一天起就认识了他——教学楼的墙壁上总是悬挂着中外科学巨匠们的画像用以激励学生，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俊逸的外表、优雅的气质、和蔼的微笑、深邃的眼光、圆阔的额头、稀疏的头发⋯⋯ 在无数青年人的脑海里，钱学森定格了一个完美的科学家形象。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一颗星——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在8年前被命名为“钱学森星”。如今，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已然陨世，但是，在历史的天空中，钱学森必将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颗明星——就像那颗距离地球大约2.23亿公里的“钱学森星”一样，长久闪耀在苍穹。

　　从44岁回国到98岁去世；从一个年富力强的科学才俊，到一个德隆望尊的耄耋老人，钱学森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备受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尊崇：他是建国早期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引进的“海归”；他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并被毛特意安排坐到自己的身边；邓小平论及科学技术时每每提到钱学森的名字；江泽民授予他的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胡锦涛亲自登门到家中给他拜年；温家宝更是像朋友串门一样连年去看望他——最后一次是在他去世前的86天。

　　在这个国家，对钱学森的尊重，几乎就象征着对知识、对科学的崇尚。

　　导弹、卫星、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学，钱学森的专业领域虽然并不直接关乎民生，但是，这位科学家的故事却能够被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津津乐道，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个爱国者、一名军人；是一种精神、一种骄傲。一个从美国人的软禁中挣脱出来返回祖国的科学英才，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当这个故事契合了中国人传统中的“家国情怀”和现实中的政治热情的时候，一个科学英雄就矗立起来了，早已超越了科学技术本身。而他所创建和领导的航天事业，让他的祖国能够发射导弹，把卫星送上天，从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到迅速拥有了强大防御能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计来说，钱学森的功绩似乎如何解读都不为过。

　　不过，钱学森终究是一名科学家，在花费了3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后，这位“科学元帅”甚至对他身边的秘书说过：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

　　的确，这位中国的“导弹之父”不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位文、理、工结合型的科学家。

　　1950年以后，他在美国麦卡锡运动泛滥成灾，自己受到无端指控，行动自由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而且被吊销了国防部的通行证，无法再继续参与机密军事科技研究的情况下，为了转移美方的注意力，及时调整心态，进入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并最终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在他回国之后，“工程控制论”在国内形成为健全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体系，为中国现代高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持。后来，钱学森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从前我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觉得在工作、搞学问中有几个窍门。1955年回到祖国，发现我那些窍门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辨证唯物主义。”

　　钱学森对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探究始终伴随着他在技术上的钻研，并且从未终结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把对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探索，和组织指挥“两弹一星”等重大科研工程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由系统工程、系统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理论组成的“系统科学”思想。至此，这位备受尊崇的科学家似乎找到了解读科学问题的万能钥匙，他快速地挣脱了“导弹轨迹”的束缚，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科学理论”的路线，开始了一场对不同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全面解读。

　　钱学森开始审视中医，他写道，“我并不是一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他同时又认为：中医理论是事实和臆想以及猜测的混合，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中医是“前科学”，即尚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他甚至在1981年《自然杂志》第4 卷第7 期题为《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文中提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

　　实际上，在中国，任何时候、由任何人谈论和中医有关的问题，都会招致非议，导弹专家钱学森论及中医，又怎能免得了让一些中国人“不高兴”？钱学森对于中医的论述显然没有他“卫星上天”的成就那般令世人信服，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解读更广泛领域的科学问题。

　　1958年3月1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的文章，此文被视为钱学森对建筑与城市研究的肇始。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公开提出：要发扬中国园林建筑，特别是皇帝的大规模园林，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钱称之为“山水城市”。在钱学森的倡议下，1993年2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山水城市座谈会”，钱学森在为此次大会寄来的书面发言《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中说，“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山水城市不该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观”总能被应用到不同领域而推出新的理论。比如，他和年轻学者张沁文于1980 年提出了农业系统工程理论，用以分析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农业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一旦农业系统工程用到知识密集的农业产业、林业产业、草业产业、海业产业、沙业产业，定会大显身手，不但体系的组织，而且在日常生产调度上，都会显示其威力”。钱学森提出的“大农业”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的农林牧副渔，还包括虫业(即养蜂、养蚕、养蚯蚓等) 、微生物业(即利用微生物发酵搞沼气、生产饲料、生产蛋白质等)。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以他从航天技术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统科学的方法，去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似乎是为了某种“宏大叙事”而生的，他对科学问题全方位的涉猎，在“博大”的同时，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有失“精深”。在这个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尽管让他的同胞最为他自豪的，还是他那些最为“宏大”的作品 ——震天动地的导弹、划过苍穹的卫星，但理解钱学森，仅有这些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