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信芳：传奇之恋与生离死别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口述◎周采茨 主笔◎李菁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