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

冯国璋

黄兴

黎元洪

　　湖北新军起义发难，总督逃亡，然后，辛亥革命成功。历史果真如此简明？当然不是。武昌起义，史称“首义”，即“率先举义”，它的结果得等到4个月后清帝逊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才宣告成功。

　　这是一个既推翻旧王朝，又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刻。所谓“民主政治”的肇始，即在这一时刻。细究这一历史时期，其方法论当是厘清各种政治力量，并研究他们的运作与互动。舍此，无可理解庞大的王朝何以顷刻间颠覆，也无法明白“民主政治”之艰难。

　　回到武昌首义的那个历史现场，真问题便是：谁能帮助革命军稳定战争状况下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回到清末“立宪”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立宪派。

　　一般史论，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促使清朝取“立宪”制度的关键。梁启超论日本之胜“君主立宪为救国强国特效药”，此论迅速而广泛流行。但是，如慈禧般强人，放权，在她的人生里，何曾有过？所以，她为什么会决定放权“立宪”，当是疑问。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解释极具洞见：“迫使清内外当局不得不走向立宪法道路的最大原因，为不断增高的排满空气。满、汉的不睦，至维新运动而愈彰著。主张维新的尽为汉人，反对的多为旗人。政变后遭诛戮惩处的全为汉人，以满排汉之说，一时极盛。”由此而观，“立宪”选择，其动机实为缓和民族矛盾。此际，民族矛盾已臻极点，“立宪”制度不过为缓和与补救而已。循此而言，真正有洞见者实为能窥破民族矛盾的慈禧。可惜，爱新觉罗氏后人不肖，最后不仅未能缓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并断送大清江山。

　　1908年，慈禧辞世。有罕见控制力的控制者消失了。在离世前，慈禧的清廷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9年预备期。时间，还来得及吗？

　　慈禧离世并没有中止“立宪”运动的运行。1909年开始选举“咨议局”，次年选举“资政院”——“在正式议会尚未成立之前，以咨议局及资政院作为人民练习议政的场所，是一种临时议会的性质。”若取“民主政治”来观察现代化的中国演进，这是重要环节，毕竟，票选议员的经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简而言之，这次选举是一种复选方式，即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而产生定额议员。比如，陕西的议员定额为66人，初选时选出10倍于此数的候选人660人，再由这660人互选出66名议员。当然，初选，也有省份定5倍于定额候选人的。这是各省咨议局的选举。而资政院200人的选举，则一半由咨议局选出，这是民选；另一半由皇帝指派，这算钦选。如今，更为认真记录的材料已经泯然。历史学家张朋园，查访各地方志，搜索集纳，统计这一选举：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当年享有选举权利者之百分比为0.39%，也即1000人中仅有4人获有选举权，出人意料地低。

　　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在清朝内部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后来，泛称的“立宪派”，即由此次选举而生成。按张朋园著作的注释所统计：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当时中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官职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因为咨议局与资政院的成立，传统功名之外，“议员”，新的政治之途，似乎为中国传统士绅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由士绅演化而来的这一政治集团，显然是中国政治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带有“地方性”特征。

　　观察政治之演变，若无政治集团之概念，从何谈起呢？

　　新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利益诉求，无可阻挡。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在立宪的倡导者张謇(此时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策动之下，进行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并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请愿的结果，朝廷下诏，将立宪筹备期由9年缩短到6年……这一决议，未使立宪派满意，他们谋求第四次请愿。这次清廷极其严厉，将新来的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还将天津的温世霖发配新疆。

　　体制内的进步，空间近无。《近代中国史纲》述论：“请愿不成，立宪派已无可再忍。高压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议相机反抗，遇有可以发难之事，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中国基础性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弃清朝。这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稍后，清廷宣布责任内阁人选，史称“皇族内阁”。当年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立宪”选择，结果控制者的消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清朝倾覆，无可逆转。辛亥革命后，取“共和”制度，“立宪”自然烟消云散，但这支政治力量却未消失。

　　同盟会，以及革命派的力量

　　传统中国的现代政治路向，重回历史现场，实则有两种彼此竞争的路向选择。一个是源自清廷内部的“君主立宪”运动，另一个则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的目标是推翻清朝，实行“共和”制度。两种政治力量，清末年间，已经明朗。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宣告成立。稍后，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了同盟会纲领性文件《革命方略》，在其方略里，将革命成功后的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两个时期加起来为9年时间，然后进入与一般民主共和国家相同的“宪法之治”。这一时间，跟清廷决定准备立宪时期相去不远。后来，慈禧亦将宪法预备期定为9年，只是，慈禧的选择一般被指责为力保权力的延宕。两相比较，对真实中国国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双方都选择的9年的培育期里呢？历史人物，厚此薄彼，未必妥当。

　　后世读史者容易释怀之处是，无论孙中山先生的9年“军法”与“约法”，还是慈禧的9年筹备，皆被历史之轮轻轻掠过，无影无形。或赞或抑，皆无可言。

　　清朝预备立宪之诏颁布，兴奋莫过于梁启超，他放论：“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如此说辞，相当刻薄。只是，此时梁启超仍是清廷的罪臣，流亡日本，与革命派的争斗，不免明显而激烈。

　　双方政争在日本演化成的拳脚相向，读史者阅之，实在趣味横生。1907年7月，梁启超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政闻社大会，这时，梁启超已预感革命党将与他为难，特意聘请日本“力士”保护，虽然如此，仍未免冲突。章炳麟记录会场：

　　启超说国会议会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诏，克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刚自后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欢呼，声殷天地。

　　但是，真正的革命，却并不像在东京砸梁启超的场子那么容易。其艰难，异乎寻常。

　　按郭廷以统计：1907～1908年，革命党至少8次起兵，均告失败。而此刻官方搜捕更加严厉，日本、越南与中国香港又不准孙中山居留；同盟会内部，章炳麟与陶成章与孙中山意见分歧日深，引发内讧。虽然革命党自成立同盟会后，有了统一的中心机关，但其活动越来越困难，内外交困，是当时的真实境况，“1909年，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如此气氛，清廷压迫自是关键，清廷立宪派与革命派，对未来政治路向的竞争，也是原因。

　　在这般压抑氛围下，革命党人最为激烈的选择，即为暗杀。汪精卫选择刺杀摄政王载沣，原因即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伪立宪，昭雪对党人的诬诟，振起消沉的人心”。只是，汪精卫失败了。1911年4月，黄兴、胡汉兴再举广州起义，李剑农先生分析说：“这是革命党从艰难困苦到极点的境遇中振拔起来的。”结果，仍然失败。从正面的角度理解，汪精卫的暗杀虽未成功，其结果，“(清人)心理上已为革命党所摄伏”，证据是，汪精卫只被清廷处以永久监禁。而广州之役，其被广泛传播，郭廷以论，“久蛰的人心则因此次的壮烈牺牲而大为兴奋”。

　　即有如此艰苦卓绝的奋斗，清廷仍可苟且，可见单以外部力量颠覆朝廷，并非易事。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当然是革命党人的起义，虽然他们未必直接受到孙中山及同盟会的领导与指挥。但论革命党人这一政治力量，真实的历史状况则是，同盟会之外，各地各种信奉或至少受孙中山先生思想影响的团体，集合而观，才可见整体。

　　比之同盟会与梁启超“立宪”派的海外争斗，武昌首义后，新格局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张朋园在所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党邀约咨议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正式与革命党发生了关系。汤氏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双方起始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形势趋向稳定。”

　　若取政治的角度观察，武昌革命，新军先发，咨议局附从；新军所恃的是实力，咨议局凭借的是政治社会声望。这种合作，才是湖北能够稳定，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政治保障”。

　　武昌首义后，继之湖南、陕西同日起义，其革命党人与咨议局合作模式一如湖北；之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相继独立或光复。李剑农在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说：“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如果没有立宪人士这种积极响应，弃对抗而选择合作，清末之格局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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