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40期封面

048 1912年 旧金山华侨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广州与家人合影

身着军装的孙中山 (摄于1911年，南京)

　　为什么革命 孙中山

　　◎李鸿谷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革命最为显赫的成就。百年之后，新的时空之下，再来回望那段历史，价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因而，它只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历史，“假设”史学，属于想象，并非严肃历史研究与探讨。

　　对于后世读史者，革命，无论你是否喜欢，它已经发生。历史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重复性，固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才是正途。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清朝中国以“洋务”之策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失败，同样也蕴含了未来改变历史的动力系统的发生。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政府)，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孙中山在美国

　　13岁那年远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经历，使得孙中山第一次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和西方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两年，孙中山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整个东南亚不受欢迎后，他在北美找到了一个栖身场所。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国。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

　　主笔◎李菁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3岁少年的新大陆

　　夏威夷是美国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鲁鲁(Honolulu)，因为火奴鲁鲁早期盛产檀香木而被华人习惯称为“檀香山”。檀香山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仿照岭南园林建筑风格设计的中式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公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将中国城旁的一座公园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公园，里面还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达成创作的孙中山铜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体市议员一致通过，今年为檀香山“孙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的13岁中国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围。这就是刚从蒙昧中国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的出洋，与其兄长孙眉关系甚大。比孙中山整整大12岁的孙眉因家境贫寒，只读了4年书便辍学做工。16岁，孙眉随同乡亲友赴檀香山做工，经过几年打拼，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孙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1878年，孙眉回到家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孙眉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孙中山也想随哥哥一起去国外闯荡，遭到父亲孙达成的坚决反对。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均死于海外淘金，不愿意小儿子也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之路。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再三恳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日，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英轮赴檀香山。孙中山后来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这里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前沿，也给少年孙中山带来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思想振荡。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先返回故土，孙中山则被安排到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Kahului)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孙中山很快发现自己对呆板的买卖毫无兴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孙眉虽然只在家乡读了4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极重视，因而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这年秋天，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入校时的名字还是父母为他最初起的——“孙帝象”。创办于1862年的意奥拉尼学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意奥拉尼学校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原住民，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这所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10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星期，并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细心的老师将他安排在课堂里旁听一段时间，并单独辅导他英文字母和语法知识。孙中山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3年后中学毕业时，他获得全班英语语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学校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wa)，王太后爱玛(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奥库兰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孙中山在典礼上接受了国王亲自颁发的奖品。这也被当地华侨视为一个极大的光荣。

　　意奥拉尼是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早晚两次祈祷，星期日则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这对他日后提出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学教育和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少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

　　意奥拉尼学校的读书经历，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制度的第一次体验。在意奥拉尼学校的大教学楼前，还有一座少年孙中山铜像。学校也以出了孙中山这样一位伟人为荣，校方说：“我们很愿意和学生讲孙逸仙博士的故事。”

　　从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孙中山在这里读了两个学期，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缴纳的55美元学费的记录。

　　进入欧瓦胡学院时，孙中山仍使用“孙帝象”这个名字，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学校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他们的杰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孙帝象原来就是孙中山。”校方人员介绍说。有趣的是，出生于火奴鲁鲁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过的普纳荷学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欧瓦胡学院。而孙中山当年读书时的两层小楼至今仍在使用。“孙中山在这里读书时，普纳荷全校只有158个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2人，其中有3名中国人。”孙中山的同学中，包括当时的夏威夷王子库伊奥(Kuhio)。

　　普纳荷校园里有一棵酸子树，如今已长至两层楼高。果实的外壳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剥开，里面漆黑发黏，其味酸中带丝甜意。当年孙中山就是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回国时，他将其种子带回乡，种在自家院前。如今种子已长成大树，叶密苍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兄长孙眉发生冲突。在意奥拉尼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很虔诚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有了受洗礼入教的念头。但这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还将孙眉挂在厅里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告诉农场职工，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气恼的孙眉于是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心有不甘地从欧瓦胡学院退学回国，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少年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奋斗的萌芽。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1932年曾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从13岁到17岁，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讲演时曾这样提到这段经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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