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锌都血铅之殇：土壤铅含量最高超标25倍

亚洲最大铅锌矿全景。图片来源：Greenpeace/Young

金鼎锌业冶炼厂全景图。该冶炼厂毗邻麦杆甸村和香柏村。摄影：谢玉娟

凤凰山铅锌矿山中的采矿车一周七天不停工作。摄影：绿色和平/林克

哨上尾矿库排放着来自选矿厂的尾矿废水。摄影：谢玉娟

　　“中国锌都”血铅之殇：土壤铅含量最高超标25倍

　　兰坪县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县。曾长期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存在，但这个贫困县却拥有亚洲最大的铅锌矿，过去十来年，围绕这个大矿，引发了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村民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多重矛盾。如今，附近的村民们还生活在血铅超标的危险环境之中。

　　谢玉娟

　　血铅超标的儿童

　　两个男孩子不停地摆弄着电视的开关，打开又关上，然后又打开，再关上，乐此不疲。旁边的母亲杨焕霞(化名)看着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无奈和悲伤。

　　6月中旬的这个下午，杨焕霞的两个儿子在不摆弄开关时，也尖叫、打闹，互相追逐着，一刻也不消停。

　　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麦杆甸自然村，不少儿童都和这两个孩子一样有这种典型的多动症。

　　最初几年，村子里的大人们没有想到要把孩子们的这种状况与近在咫尺的矿山和冶炼厂联系起来。

　　杨焕霞说：“2010年时，发现老大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就带他去医院检测，结果发现血铅超标。”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她大儿子的血铅含量226 ug/L(微克每升)。一般来讲，血铅含量在100 ug/L以下属于正常，大于或等于100 ug/L即为血铅中毒。

　　后来这个白族女人还知道，血铅超标可引起孩子多动、烦躁等症状。

　　现在她的大儿子已经8岁了，但身高只有一米二。他的脖子很细，脸上没有太多肉，以至于颧骨和眼睛十分突出。这个孩子在2010年检查后吃了一年多的排铅药，此后就断药了。小儿子今年3岁了，但始终没有去医院检测过血铅含量。

　　在杨焕霞家那间黑漆漆的老屋子里，她说，“哪个不想娃娃好啊，我们也想带孩子检测，但吃饭都成问题了。没有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目前，这个家庭里只有丈夫一个人有工作，每月挣不到两千块钱。

　　杨焕霞认为，儿子血铅超标与村子旁边的冶炼厂有直接的关系。

　　从古城丽江到兰坪县需要三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滇西小县隐藏在横断山脉的群山之中。金顶镇麦杆甸村离县城不远，是一个南北狭长的自然村，属于金凤村(行政村)下属的4个村民小组之一。500多位村民中，白族人占了大多数。

　　让村民们自豪的是，兰坪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素有“三江之门”之称。而且，该县铅锌矿储量丰富， 因此兰坪又被称为中国的“中国锌都”。

　　一座储量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特大铅锌矿就位于麦杆甸村东边不远的金顶凤凰山上，相关数据显示，这个矿山已探明储量为1429万吨。

　　一家名为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是这座矿山的拥有者和开采者。这家公司的冶炼厂和选矿厂正好把麦杆甸村夹在了中间，冶炼厂离村子的最短距离只有100米(按照国家规定，这个距离至少达到600米)。

　　28岁的村民杨玉采(应采访对象要求，杨玉采也为化名)也是白族。她的家离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冶炼厂仅有一河之隔，她也认为，距离工厂太近是她儿子血铅超标的原因。

　　2007年，她不时听别的村民提到儿童铅中毒，就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去检查，结果显示血铅含量大于300 ug/L。

　　自那时起，她每年两次带着儿子到大理州下关镇检查、买药。年前检查时这个九岁孩子的血铅检测结果为360 ug/L。显然，连续八年的排铅药对这个孩子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即使如此，杨玉采还是庆幸地说：“幸好我们一直给他吃药，不然结果可能会更糟糕。”

　　杨玉采也没有工作，每个月在广州打工的丈夫会给家里寄一千五到两千块钱来。

　　兰坪县卫生局在2010年开展了一次体检，紧邻矿场的麦杆甸村民小组61名儿童中，有59人血铅超标。其中，血铅值在100-200 ug/L的有35人，200-300 ug/L的有15人，300 ug/L以上的有9人。

　　香柏村是另外一个毗邻金鼎锌业冶炼厂的自然村。该村村长张元杰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今年4月，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名下的关爱血铅儿童公益专项基金对16岁以下重金属超标儿童进行慈善救助，要求重金属超标者带领化验单等有效证据登记。最终有五十多名儿童登记。

　　张元杰说：“香柏村的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百分之七八十都会血铅超标。”

　　血铅超标对儿童的影响有多大呢？全球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6月9日发布的《“铅锌”万苦：云南省兰坪铅锌矿污染调查报告》中称，对于儿童，铅的毒性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非常低的血铅含量都可以导致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永久性损伤，从而造成行为和学习问题，智商变低和听力问题；生长缓慢；贫血；在少数病例中，食用铅会导致癫痫、昏迷甚至死亡。

　　对于现状，杨焕霞显得很无奈，她说，“人家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却什么都没得到。”

　　被污染的土地

　　73岁的白族老人杨桂清在麦杆甸村生活了一辈子。他的女婿是金鼎锌业的选矿厂的临时工，2006年开始在选矿厂工作，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去年9月，女婿被查出有膀胱结石，两个结石都有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他在10月份做了手术，后请了一年多的假，目前仍休假在家。

　　杨桂清说：“矿上有肾结石、膀胱结石等病的员工比较多。”

　　令这个世代为农的老人更加不满的是，工厂附近的土壤早就被污染了，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6月的一天，他站在自家院子里气愤地说：“工厂附近田里的玉米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枯死。我家种的李子、桃子等果子还没成熟就会自己掉下来。”

　　他觉得，如果土壤含铅超标，生长的农作物也有可能铅含量超标。

　　金鼎锌业进入兰坪县的时间已有十余年，期间不断有机构或研究文章指出金鼎锌业工厂附近土壤重金属超标的情况。

　　大理大学教师张晓云等在2010年对兰坪铅锌矿周边主要蔬菜和水果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分析也显示，铅锌矿周边种植蔬菜中铅、锌、镉的含量大部分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超标率分别为： 66.23%、25.97%、31. 17%。

　　此前针对该地区的公共卫生学术研究也表明金顶镇的土壤、农作物等被污染的情况。2013年，由临近的剑川县环境监测站做出的《兰坪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玉米体系Pb(铅)含量及其污染特征研究》显示，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铅含量是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的7.5-25.8倍。13个玉米籽实铅含量为中国粮食卫生标准(NY861—2004)的19.1-588.9倍。

　　今年4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研究人员来到金顶镇，对该镇的土壤、家居降尘和河水进行采样，并将样本送往独立实验室进行检验。

　　由于过往的很多研究发现灰尘是铅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次调查首次将针对家居降尘重金属含量的研究列入检测。检测结果发现靠近冶炼厂的村户，如距离核心厂区不到400米的麦杆甸村和香柏村，属于600米卫生防护范围内，村民家中的灰尘含有极高浓度的铅，起居室亦有铅中毒风险。

　　检验结果还显示，金顶镇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镉和铅污染，广泛耕地土壤质量已超出III类土壤标准。超标最高的样本镉含量是国家III类土壤标准的142倍，铅含量是III类土壤标准的8倍。

　　绿色和平通过汇总分析发现，采样点的镉、铅、锌的浓度(mg/kg)与其到金鼎锌业冶炼厂的距离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随着距离的减小，浓度呈指数级递增的趋势。

　　上述报告解释称，超出国家III类土壤标准表示土壤质量已不能保障植物正常生长的临界值，即已不适宜作为农业生产。不过，当地村民仍在耕地上种植蔬菜和玉米。

　　杨桂清说，“我不愿意吃(这些蔬菜和粮食)，一般都是喂猪或卖掉。”

　　针对工厂附近的土壤污染问题，兰坪县环保局副局长杨仕文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回应称，该县没有技术力量，也没有检测的仪器，所以没有对工厂附近的土壤做过检测。

　　小镇上的大公司

　　上亿年前的某次地质和造山运动，让金顶凤凰山形成了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对于兰坪县来说，这是天赐的一笔最大财富。

　　凤凰山铅锌矿位于兰坪县金顶镇东3.5公里处，矿区由北厂、架岩山、蜂子山、南厂、白草坪、西坡和跑马坪七个矿段组成，面积约8平方公里。

　　在历史上，金顶凤凰山和周围其他山峰一样也曾经植被茂盛、郁郁葱葱。但今天你若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这里和全球所有的矿山一样，成了地球上的一个巨大伤疤。最近十年来，大型采矿机器已经把整个山脉挖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植被被砍伐，山石裸露着，随处是巨大的矿坑。

　　站在山顶往下看，盘山而上的土路横亘在这些矿坑中间。山上另有一些凹陷处被用来填放废矿渣。几台巨大的挖掘机在矿床上挥舞着铁臂，把矿石装满一辆辆卡车。一辆辆重载卡车轰鸣着，尘土飞扬。

　　现代采矿技术在过去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这座山脉的整体面貌。

　　历史上，这里的村民们很多是依靠自然开采或者靠传统的方式开采着家门口的矿石。杨玉采记得，她小时，会经常和家人去矿山上背碎石。大部分的碎石是被洪水冲下来的，她们背回家后就能卖掉换钱。

　　“那时候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又朴素又简单，也很充实。”她说。

　　杨桂清也曾自己打洞开矿。当时村民们都是依靠简单的人力直接开采。运气好的人，很快就能看到矿脉，运气不好的话，矿洞打很深也不见矿脉。

　　杨桂清说：“我打矿洞和打麻将一样，手气都不好。”

　　但过去的一切似乎并非如村民们记忆中的情境那么美好。

　　1980年代初期，中国整体的矿业政策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强化开采，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齐上”，受到政策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上万人涌上金顶凤凰山采矿。

　　很多村民依然记得当时热闹却混乱的场景，这也导致开采地段不断从最初的架岩山和北厂矿段向蜂子山、南厂、白草坪等矿段扩展。

　　这中混乱的开采造成了资源大量流失，生态环境恶化，滑坡、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突出。

　　从1980年代初期到1992年间的大规模群采是兰坪铅锌矿开采历史上比较混乱的阶段。但现在看来，这种混乱局面主要还是政策导向所致，当时这种矿业开采混乱局面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1992年后，云南省开始整顿矿山秩序，1993年成立了兰坪有色金属公司，作为兰坪铅锌矿开发的法人主体。199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兰坪铅锌矿采取省、州、县联合开发的方式，并由原兰坪有色金属公司、怒江州采选厂和兰坪县铅锌矿三家企业按股份制进行联合，于1998年12月16日挂牌成立了云南兰坪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2003年，兰坪铅锌矿迎来了一位大老板。

　　当年7月，四川的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宏达股份)宣布以1.53亿元入股兰坪有色，持有其51%的股份，母公司宏达集团持有9%的股份，宏达系共计持有60%的股份。此次资本运作后，宏达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铅锌矿的新主人，并重新组建了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四川省什邡市，它的经营范围涉足冶金、矿山、化工、房地产、旅游、金融等领域，被列为“中国500强企业”和“中国最大500家企业集团”。

　　2003年9月15日，怒江州委于2003年9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全力推进大矿开发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的意见”称，顺利完成了兰坪金顶凤凰山铅锌矿资源整合工作，结束了凤凰山铅锌矿20多年无序开采、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安全事故频发的混乱局面。

　　上述“意见”还认为，整合使“凤凰山铅锌矿区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矿山开发逐渐步入规范化、集约化生产。”

　　但这次资源整合引起了媒体的质疑，宏达集团的法定代表为刘沧龙，他背后牵涉到自己的堂弟刘汉。刘汉为四川汉龙集团老板，同时他也担任金路集团董事长，该集团是刘汉作为资本运作的重要平台。因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等罪名，刘汉已于今年年初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13年和2014年间，媒体不断质疑宏达集团以10亿元就控股了价值5000亿元的兰坪铅锌矿，云南方面存在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进一步的报道还披露，这一资本运作过程中，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曾提供了帮助，白恩培曾是刘汉的座上宾，二人关系密切。

　　今年年初，白恩培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等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云南法制报在2014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虽然宏达集团在刘汉被抓后就声明，刘沧龙与刘汉除同为金路集团股东外，两人在人员、资产、经营等各方面都完全独立，宏达股份与汉龙集团及金路集团完全没有关系。但作为刘汉核心运作平台的汉龙集团，其名则涵盖刘汉和刘沧龙两人名字。

　　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论矿山的新主人是谁都无关紧要，反正这样一个大项目也不是这个小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紧要的是这个新主人能否为地方财政做贡献。

　　显然，自从宏达集团入主后，金顶山铅锌矿不但成为了宏达集团的最大利润源，也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金疙瘩”。

　　即使2008年之后受国内铅锌行业竞争影响兰坪铅锌矿的净利润开始走低的背景下，金鼎锌业仍然是宏达股份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13年宏达股份的年报显示，云南金鼎锌业净利润降至7854万元，归宏达股份所有的为4006万元，占宏达股份净利润比重的151.44%。

　　金鼎锌业也给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金鼎锌业已经成为兰坪县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兰坪县发改局副局长张瑞鹏提供给界面新闻的统计数字显示，自2003年至2014年，金鼎锌业对财政收入共计贡献了30.08亿元，包括国税、地税和财政局代表政府持股的分红。其中它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是12.81亿元；县政府持股10.12%，得到的现金分红是3.0756亿元。

　　除了金鼎锌业在税收和地区生产总值上的贡献，当地政府还认为它还稳定了地方就业和地方经济。张瑞鹏说，截至2014年12月31日，金鼎锌业公司员工人数为5383人，员工人均工资一年是5.12万元。

　　兰坪县发改局副局长张瑞鹏提供给界面新闻的数据还显示，2014年，兰坪县地区生产总值为40.2亿，其中第二产业占到20.8亿。在第二产业的所占份额中，金鼎锌业的贡献份额超过60%。

　　这些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界面新闻不得而知。但2014年的公司数据显示，金鼎锌业的净利润大幅下跌，为906万元。受其影响，宏达股份的净利润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2014年宏达股份的净利润为-3.38亿元，同比下降1378%。

　　值得关注的是，宏达集团入主后，是否实现了地方政府所说的结束了环境污染局面呢？在附近的村民们看来，新的开采者非但没有结束环境污染，反而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了。

　　排污之争

　　金顶镇的村民们最初并不关心他们身边这座铅锌矿的新主人是谁，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以及新的矿主能否提高他们的收入以及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但随着金顶山铅锌矿新主人的到来，发生一切出乎他们的意料。虽然附近村民很多都在新矿场和冶炼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生活的环境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2007年前后，金鼎锌业的业绩蒸蒸日上。根据宏达股份的年报，2005年，云南金鼎锌业实现净利润2.33亿元，归宏达股份所有的为1.19亿元，占宏达股份净利润比重的64.2%；2006年云南金鼎锌业的净利润为12.77亿元，同比增长448.68%，占宏达股份净利润比重102.15%；2007年净利润12.43亿元，占宏达股份净利润的比重高达114.59%。

　　但也正是在这几年中，矿区附近的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感到身体不适。2007年，杨玉采的儿子不仅被查出血铅超标，还患上了疱疹性喉炎。

　　杨玉采说：“2007年前后，是工厂排放最厉害的时候，那时工厂产量大，每天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排放一次。”

　　距离冶炼厂最近的麦杆甸村和香柏村村民民曾因为冶炼厂污染排放太厉害去围堵过工厂。杨玉采回忆，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去了。村民们把工厂大门堵死，并砍了荆棘刺拉到工厂门口前，不让汽车进厂。这次围堵工厂大门大概持续了七八天。

　　“后来县里的特警、民警以及工厂联防队的人来了好几车人，他们的人比我们的还多，”杨玉采说，“害怕的村民就回家了，剩下不怕的一点人也没什么用，就不了了之了。”

　　这次事件后，金鼎锌业同意每年支付给麦杆甸村和香柏村各一百万元“卫生防护费”。

　　2005年金鼎锌业刚建厂投产时，香柏村有400多口人，现在差不多有500多口人。村长张元杰说，“每年一百万的卫生防护费，分到每个人也就1000多块钱，连去下关看病的费用都不够。”

　　兰坪县环保局副局长杨仕文认为， 金鼎锌业公司组建以来，客观地改善了以前无序开采、粗放经营的状况。

　　“当然，总体来讲，离当地群众的环境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还需进一步加大环境监管，” 杨仕文说，“通过严厉的整改，金鼎锌业公司的环保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加上县环境监察大队执法频次增多、力度加大。自2010年以来，我们没有发现金鼎锌业公司存在偷排、漏排的违法行为。”

　　但在一家在北京注册的非营利环境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企业环境检测记录平台上显示，怒江州环境保护局和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分别在2011和2014年指出该公司存在环保违规。

　　上述平台上的信息还显示，在2009年，该公司因私设排污口，向附近的沘江排放镉浓度超标887倍的废水而遭到云南省环保厅行政处罚。

　　界面记者查阅了2012年以来云南省环保厅国控重点污染源超标排放数据，发现金鼎锌业近年来多次超标排放的记录：2012年第四季度金鼎锌业二冶炼厂的硫酸雾超标；2013年第二季度硫酸厂的硫酸雾超标；2014年第一季度废水PH值超标；2014年第二季度烟尘和颗粒物超标。

　　杨玉采说，现在工厂晚上放烟不如前几年厉害，但是也会有黑色粉末飘到她家房顶。杨玉采的妈妈则夸张地描述为，“晚上十一二点放出的烟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杨玉采的妈妈在家养鸡。鸡笼是用竹条编织而成，鸡笼四周只留有狭窄的缝隙，上方用黑色的塑料薄膜封顶。她觉得这样可以阻止更多来自冶炼厂的灰尘掉进鸡笼里。

　　一位在金顶镇开电动三轮车的村民也指出，工厂白天不怎么排污，一般是在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才排放废气。他说：“污染厉害的时候，房顶上是又黄又黑的一层。一下雨就流下来黄黄的或者黑乎乎的液体。烟也是有味道的，很呛鼻子。”

　　对于工厂夜晚超标排放的行为，杨仕文回应界面新闻的求证时表示，“金鼎锌业冶炼厂夜晚超标排放的行为是不存在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工厂不可能白天生产，废气留到晚上偷排。废气是不可能留存的。

　　难以搬迁的村庄

　　早在2006年，金鼎锌业应兰坪县政府的要求编制了麦杆甸村和香柏村的搬迁方案。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2013年3月，兰坪县重新成立了以县长负责的工作小组，9月份进入实质工作阶段，2014年已经完成了搬迁范围界定、新址的选址等工作，预计到2016年底可以完成全部入住。

　　但现在看来，这项工作目前仍杳无音信。界面新闻获悉，搬迁资金大部分由金鼎锌业负担，但目前，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界面新闻试图联系金鼎锌业就排污以及搬迁等相关问题进行采访，但该公司回应称需走县宣传部门的程序。兰坪县县委宣传部拒绝了界面新闻采访该公司的要求。兰坪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段丽仙解释称，目前金鼎锌业情况比较特殊，公司没有法人，中纪委调查组也已进驻该公司。根据调查组要求，企业有大的动作需要向调查组汇报。

　　“目前确实不方便接受采访。”段丽仙说。

　　张元杰对于村庄整体搬迁相当悲观。他曾为了搬迁的进展去找过县长和几位副县长，县政府大大门他踏进过不下四、五十次了，今年他记得就去过九次了。

　　“没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不出钱。” 张元杰无奈地说，“我们两个村(香柏村和麦杆甸)搬迁最低需要两三个亿的资金。”

　　在金鼎锌业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中纪委的入驻可能会使该公司的经营雪上加霜，而村民们的搬迁也更是无从谈起。

　　今年5月底的一天，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将600多个直径36寸色彩缤纷的大气球固定在麦杆甸村一户人家的房顶上，当时的场面看起来很像动画片《飞屋环游记》的场景。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江卓珊说：“我们希望用类似的手法表达村民想要搬家的诉求。”

编辑：SN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