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主持春晚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我没有放弃过对这个社会的感受，我老说我岁数大了，但我从来没有麻木过。”

　　倪萍52岁了。

　　她不再是春晚身穿旗袍的高贵模样。那时的倪萍，是十几亿中国人熟悉的，永远不老的靓丽形象。她优雅、高挑、甜美、风情万种，在央视的各种节日庆典和晚会上，光彩夺目，微笑着站在华丽的舞台上。

　　她是作家。在给新书《姥姥语录》做巡回签名售书时，很多观众挤到她面前，就想看看电视里的真人。围着看了一会，好多人失望地摇头说：“倪萍老了，不如电视上好看。”倪萍乐了：“观众不能老想着我电视上的样子，那会儿是20多岁，我现在都52岁了。”

　　她是个女孩，两年前，她失去了陪伴她长大的姥姥，长歌当哭，《月子》后捧出了让人落泪的《姥姥语录》；她是一个母亲，为给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儿子虎子治疗眼睛，从北京到美国，她操碎了心；她也是一个妻子，经历了情变情迁，她和杨亚洲走到了一起。她热心慈善，为母亲水窖工程、中国青少年基金和汶川地震各捐款100万元。在上个月的慈善拍卖会上捐了两幅画，卖了118万元。

　　如今的她，比过去胖了，衣服基本上以灰色为主，盘起的头发也有了白发，额头也有了密集的纹路，不再穿晚礼服，也不再化妆、抹发胶。除了外出拍电影、电视剧，平时基本上呆在书房里写作、画画。和朋友、熟人在一起，偶尔还会抽上一根烟。

　　这个真实的形象让很多熟悉她的观众惊讶。“人都是会老的，那天我在菜场碰见一位大姐，她说，你是倪萍吗？怎么老成这样了！说着我俩都哭了。50多岁了，肯定跟20多岁时候不一样了，我很坦然。大姐还问我‘你是不是过得不好’，我说‘挺好的，而且特别自在’。”

　　离开央视离开春晚，把人事关系转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这十几年里，倪萍一直在证明自己，她工作的舞台不光只有春晚和综艺，还有电视剧、电影、文学和美术。她甚至还想证明自己在电视上还有其他可能，还先后主持了贵州卫视《中国农民工》和云南卫视的《民生大议》。

　　在央视之前，她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演员。演过电视剧《美丽的事》、《浪漫的事》、《雪花那个飘》，电影《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先后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中国电影 “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和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这些足以证明，演员的本事，她没有丢。

　　拍《月嫂》时，倪萍素颜演出，两只眼睛接连发炎红肿，左眼肿了，就把右脸对着镜头；右眼肿了，就把左脸对着镜头。她妈在青岛看电视，马上给女儿打电话，问她为什么不化妆就上电视演戏了。

　　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大太阳》里，整个电影全部采用实景拍摄，为真实还原主人公的形象，倪萍的很多戏，都是在汶川地震废墟上拍的。“电影里有个长镜头，我得爬进五六米深的废墟里，结果在里面我看到了书包、尺子、铅笔盒……全是废墟下的实物。”

　　拍电影《美丽的大脚》时，倪萍为真实还原主人公的形象，竟三个月没洗澡、洗头。“不少年轻演员看我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人物，都觉得学不来。但对我来说，演员得有点职业精神，这是个笨办法，但讨巧、管用。” 后来倪萍凭该片获得了多项大奖。

　　在准备这次采访前，记者在百度百科里看到倪萍简历下有网友归纳倪萍的情感和婚姻状况：“倪萍第一任丈夫是在山东时结合的，早年在山东工作的倪萍因赌气匆匆走进婚姻，并育有一女，后来，28岁的倪萍调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后，二人分手；后来倪萍与演小品的郭达和电影导演陈凯歌恋爱；倪萍在《日子》一书中，将她与陈凯歌的这段情感描述为“这是一段没有自尊、失去自我的日子”。1997年，经过牛群夫妇介绍，倪萍与摄影家王文澜结婚， 40岁生下儿子虎子；2005年与王文澜离婚后不久，就与多次合作过的导演杨亚洲喜结连理，低调办完了婚事。” 但是倪萍并不愿意就自己的感情生活多说什么，也不愿回应其他相关人的指责和攻击，她不想说是怕“牵涉到其他人”，而且“你给人一个想交待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容易把大家的焦点一下子拉到这上面来了”。

　　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倪萍现在只做她自己。

　　姥姥和我更像母女

　　记者：无论是在《姥姥语录》还是在《日子》里，姥姥的人生经历都是跳跃性的，没有一个完整的呈现。

　　倪萍：因为我不是写姥姥自传。我姥姥刘鸿卿，一个地道的乡下小脚女人。在她那年月，女人一般都没有名字，她不仅有还那么响亮，原因是她家当时挺富，父亲开了个大染坊，几个兄长都在青岛、烟台一带有买卖。

　　姥姥娘家叫后刘家，兄弟姐妹有在东北的，有在青岛的，她的三个兄弟都是被日本鬼子拿刀捅死的，家里就只剩下三个女儿，她是老大，下面是两个妹妹。旧社会婚姻都按照生辰八字来算，姥姥当时嫁了一个铁匠铺的掌柜——我的姥爷倪润太，于是，这辈子他们就再也没离开过穷。

　　姥姥认命，性格好强，她把日子过得很红火，上山挖野菜，勤俭持家，嫁过来几年，就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套起了一个大院子。上梁的那天，来了足有五十个帮工的，可一到吃饭就全走了，谁也舍不得吃一口馒头，都知道这粮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多少年过去了，姥姥一提起这五间大瓦房就掉泪。

　　我的姥姥只上过半年的识字班，可她清楚，认字是天下最有用的，当年她作主用卖花生种子的钱送我妈妈和舅舅到城里读书，这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上一辈人谁没穿过补丁衣服？姥姥衣服穿旧了，太阳把蓝的都快晒成灰的了，姥姥就把它翻过来，再把它缝上，拿染料染，在锅上腾一腾、蒸一蒸颜色不掉，倒上点醋，穿上和新的一样，她没穿过有补丁的衣服。

　　姥姥几十年，从外形到内心，一直都没有变过，永远是个小老太的模样。

　　记者：你为什么整个童年都是和姥姥一起过的？

　　倪萍：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家里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那时我父母只是机关的一般职员，雇不起保姆，他们又都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只好把我送入几个月才接回去一次的长托幼儿园。因为严重缺乏营养，又整日被捆在小木马上，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怪人了。

　　当时，在青岛上学的小姨，暑假回老家，把我的惨状禀报姥姥后，听说姥姥一宿没合眼，把家里所剩的麦子面都烙成了烧饼，连夜摘了一篓子酸苹果，就坐上了由石岛开往青岛的轮船来到我家，把两岁的我带回了水门口。

　　我在水门口住了整三年，当了三年姥姥的小尾巴，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在我的印象里，姥姥手里有吃不尽的好东西，姥姥的肚子里有讲不完的好故事，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姥姥的故事都是出自《三国》、《水浒》、《聊斋》，真、善、美，假、恶、丑，在姥姥的嘴里都明明白白。所以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姥姥。后来，因为要上学了，只好回到青岛我妈身边，可是姥姥的记忆已经注入了我的生命。

　　记者：你把和姥姥在一起的童年，当作你人生里最快乐的日子。

　　倪萍：姥姥家真的算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之一，原因就是他们特别勤劳。比如说我到姥姥家，地里有香瓜，苹果树特别低，还有柿子、红枣，吃不完的水果。菜园子里吃不完的黄瓜、西红柿、茄子、豆角，永远是韭菜割完这一茬就割那一茬。那时候苹果不能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棵苹果树，一年结1700斤苹果。漫长的冬天，我们都没断过吃苹果，都埋在地窖里，成筐地吃。

　　姥姥家里还有小姨，她比我大7岁，手心手背，这边是闺女，那边是外孙女，但我永远吃得比小姨好得多，好东西都让我吃了。村里来了戏班什么的，就老早占上座位，领着我去看。

　　姥姥喜欢人多，一辈子没分过家，一直和儿女在一块，儿女最后都在城里工作，留下一个二舅还在农村。姥姥很招人，姥姥住在我家的时候，儿女整天来，孙子、孙女，都在她眼前。

　　记者：姥姥晚年是一直住你家吧？

　　倪萍：我姥姥就愿意呆在我家里。如果姥姥说，在我妈那里过得自由、在我舅舅那里过得自由，我就一秒钟都不犹豫，把她送走。姥姥晚年都是在我家过的，死都死在北京，因为她在我这儿最自由、最受宠。姥姥要是要月亮，我能摘到就一定摘，就变法子让姥姥快乐。

　　姥姥在很麻烦，你想睡个懒觉，五点就听那边咳嗽了，她就轻手轻脚地看看你醒了没有，我就假装睡。因为姥姥在这儿，我们家族都在我家。我特别早就买大房子了，就是让一家子人都挤在一块，让姥姥高兴。谁愿意把兄弟姐妹都弄到家里住着，光这门吧，这个八点回来，那个十点回来，门永远是开的，家里永远是闹的，谁不愿意安静呢？家里亲戚频繁地往来，吃喝住，路费都是我承担，我的钱都这么散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能活到99岁。70多岁我就觉得姥姥快走了， 5年过去了，又是5年，又是5年，一直到99岁。姥姥在的时候我真的挺累的。但累得很快乐。那也是我最忙的时候，电视整天直播，回家我又怕姥姥闲着，让她把这个礼服给我叠好了，叠好以后说不好，你再叠，我可以送到洗染店去，但我就是想让她有事干。

　　1982年我靠演出挣了8000块钱，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挣这么大笔钱。小时候姥姥太穷了，我眼看着姥姥连点油的钱都没有，我就想让姥姥数钱高兴一下。那时候还没有100块的钱，钱我早就数过了，一张也不少，我故意弄得乱七八糟。姥姥关上门，数两张再拿枕头压着，再把窗帘拉上，开个缝就在那里数钱，最后包成80捆。

　　我说姥姥咱们把钱都分了吧。姥姥说你挣了钱别怕家里人知道，叫你妈知道你1万块钱成了2万块钱，叫你哥知道2万成3万了，大家都高兴。那晚，我姥姥是伸直了腿，挺着肚子在那里睡，有这么多钱，踏实啊。第二天，我姥姥装着出去没事一样，把家里人一一给叫来，把门关上：这个500、那个300地分着钱，我们俩一脖颈汗。我看着她那种快乐，就是一转身眼泪就噼里啪啦地往外跳。

　　记者：你和母亲的感情为什么不如和姥姥那样深？

　　倪萍：我为什么和姥姥亲，不和我妈妈亲呢？这跟我妈妈个性有关系，我妈就是特别严厉的人，用我姥姥的话说：你妈给人一块糖吃，总是外面抹上辣椒，你吃吧，里面肯定是甜的，都是好心。我妈严厉，你刚要拿肥皂洗手，我妈不知道在哪里能看见，那么远：“没看见小肥皂？(那肥皂底下还弄一块小的)就拿小的用！”你刚这么一坐，伸一个懒腰，“你没有骨头啊，挺直了！”

　　姥姥从来不这么说，姥姥说这么好的身板还这么坐着？ 姥姥就是把芝麻要夸成西瓜，夸着夸着就成西瓜了。我妈从来不是，你刚要拿大馒头吃，我妈说：“眼珠子没有看见小馒头，留着给谁吃啊？”

　　我真的感谢我妈这种严厉，使我一分钟不敢闲着。刚写完作业，我妈说，洗脚了吗？其实我刚想着洗，喘着口气再去洗脚，就这样逼着你，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我姥姥走了，我妈也在我这里住。有时候看见我妈在下面练剑，两个小时，我有时候真想上去，扶着我妈说：歇一会，别这么练了。但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

　　为什么我在姥姥的生活里，感觉过得那么有滋有味？往深里说，那是一个人性自由的世界，你犯了错，姥姥也都特别能理解，马上说下回不这样。要我妈，三遍五遍地检查，写不完。姥姥说有这个态度，姥姥就相信你下回能改，你就真能改。我妈说完我也能改，但是我心里咬牙切齿地想着，就是对抗。

　　姥姥的美德和智慧

　　记者：你这本书叫《姥姥语录》，你写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倪萍：早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写这样一本书，因为姥姥说的这些话，就像空气、喝水一样，和姥姥在一起的50年，我一点都没觉得珍贵，我以为每个家的老人都这样。后来姥姥不在了，我回想姥姥说的很多话，都说对了。姥姥走了这两年，我心里始终想念，写书是我和她的一种对话方式，我坐下来真正写的时候，实际上是往外拽自己，和姥姥说话。我姥姥认识我50年了，她从医院里把我抱出来，一直到姥姥死的那一年，我正好虚岁50，小时候是姥姥拉着我的手往前走，长大了，我拉着姥姥的手往前走，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俩一定要分开的。

　　记者：姥姥有她这样的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和智慧。

　　倪萍：姥姥给东西从来是得让人家下得来台：“这是福，你不接着这个福啊，你愿意接穷啊，这都是福啊，不是钱啊。”她内心一定是那种转化了的善，转化人和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美好。

　　姥姥不认字，闷得慌，我给她念张洁《世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姥姥听得入迷了，后来就逼着我念给她听，那本书不到三天就念完了。张洁妈妈死了之后，我姥姥过年送了大馒头，姥姥还说过年时你给张洁再送两个。我说，你以为北京是老家啊，提着馒头让人家家去敲门了。我知道姥姥对她的牵挂，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

　　季羡林走了，他穿着的那棉袄，就是姥姥做的。姥姥比季羡林大三岁。季老有那么多书，她不认字，她就翻书，看画。有一次我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季老穿了四件衣服，在台上跟稻草人一样的，里面绒衣、毛衣。我说人真可怜，姥姥你看他穿的啥衣服啊。姥姥说，我给他做件棉袄吧。那一年姥姥上友谊商店买丝绸，回来大针小脚地给季羡林做了一件中式棉袄，季老很喜欢，马上就穿上了。

　　姥姥很忧伤自己不认识字。家里的保姆，如果说要看报，她一定不让保姆干活，自己抢着干，因为她觉得看书学习是美好的事情。姥姥看着季羡林，也会觉得同样都是人，这个岁数了，怎么人家一本一本写书，她为什么都不能，然后她就很哀伤。

　　后来姥姥认识莫言，莫言最初写书的目的特别单纯，就为了能吃上饺子，一天吃三顿饭。姥姥说，这就是好样的，一个人连吃饭的决心都没有，能有什么出息。我们说，这莫言长那么难看，小眼睛。姥姥说村里人全长这样的，好看。

　　记者：你的人格形成，其实姥姥对你的影响很大。

　　倪萍：太有关系了。比如说我的主持风格，以我这种记忆力和脑子，我背它一千首古诗，背一千个成语，出口成章就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我真的不崇尚这个，我不愿意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于是我把这个成语说破了，打碎了，摔到地上，再从地上捡起来。包括我写作，咬文嚼字的东西，听不懂的东西，披上很多华丽的外衣的东西，我都想扯下来，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你自身真实的东西。主持风格和写作也是一样。我特别崇尚那些有本事把最高级的道理用大白话说出来的人。这不是姥姥教的，是姥姥的影响。

　　比如有时候我跟表妹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别老想拔那个尖，过平凡的日子挺好。姥姥说别听你姐的，你姐净骗你们，她自己站山顶上了，山底下都是砖，有本事上山顶去忙。我说姥姥，都上山，那山尖上能站几个人，上不去很痛苦。姥姥说上不了大山上小山啊，爬不了那山，就爬家门口的山，上山看就不一样，你姐就自己上山不让你们上山。姥姥这话里渗透着大道理，人生就是光荣和梦想啊。

　　姥姥说，季羡林的妈是大妈，一定得成就自己的儿子。我说季羡林妈妈当时为什么不把儿子拽回来，在济南上学陪自己。一个孤老婆子，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有儿看不见。姥姥却觉得季羡林的妈，40多岁死了是享福去了。史铁生的妈不该走，这个孩子连腿都没有了，你不该走，应该多陪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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