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曾经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
□白岩松
201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二十周年。写下上面这行文字,我觉得有些荒诞和不真实。二十年了吗?怎么仿佛昨天?然而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已半白的头发,我苦笑着确认了这个事实。
二十年,长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二十年,却也太短,还不足以让一个国家脱胎换骨。在这样的过程中,有哪些东西已被岁月遗失?又有哪些东西被固执的人一一拣起或一直就执著地拿在手里?这二十年,曾经的理想在四面八方过得还好吗?
纪念《东方时空》的缘由
伤感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在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食堂里,总有经历过《东方时空》最初岁月的同事,在没喝酒的情况下,就开始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抱怨现如今的平淡平庸甚至平静的可耻。面对老友的这些心声,我理解,却越来越没耐心听完。后来,我总是说: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曾经赶上了一个很不正常的岁月,而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或许将来,也会很久地这样正常下去。有一点点安慰的作用,但还是拦不住人们伤感的脚步。
当初的《东方时空》的确不正常到反常的地步,也因此,才让人无法忘记。领导和群众可以没大没小相互拍桌子,有创意就会被尊重然后很快被变现,无能的溜须拍马是可恶的,业务高于一切,谈理想与梦想是不被人嘲笑的。
可没有哪个时代能够这样不正常下去。所以,一切都正常起来,可无法回避的是:在这个正常的时代里,如何让理想与激情还有存活的空间?或者被尊重?这可能才是我们纪念《东方时空》二十年的缘起吧。
二十年,已经无情地把我们由激愤的青年变成了平庸但可能宽容的中年,却也让当今的年轻人对二十年前的事儿有了陌生感:你们当初做了什么?《东方时空》不就是现如今每天八点播出的那个新闻栏目吗?怎么在你们的回忆中竟有那样离奇的江湖地位?你们当初究竟做了什么?《东方时空》可能就干了一件事:平视。用《东方之子》平视人,不仰视不俯视;用《生活空间》平视生活,不涂抹不上色;用《焦点时刻》平视社会,不谄媚不闪躲,最后用不同于以往的平实语气,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平视自己。仅此而已。
不过已足以让很多人骄傲一生,可常常遗憾的是,二十年前就开始做了的一切,今天也并未全都在屏幕上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老了,可“平视”二字,依然像稀有动物一样站在那里,咄咄逼人地孤独着并依然前卫。这是纪念的另一个来由:于心不甘。
陈虻,是纪念《东方时空》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在《东方时空》开播时,他还未到,几个月后,他恰到好处地出现,然后半年内用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丰富并扩大了《东方时空》的内涵,也成为那一个时代电视被人尊敬的一个理由。
很多年后,他有些寂寞并不甘地走了,曾经的老战友带着日渐增长的腰围,跌打滚爬地来到陈虻的遗像前泪落成冰。我猜想,陈虻用他的离去,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祭奠他也祭奠流逝的岁月。
但我们自己呢?也许,陈虻还是幸运的,再也没有堕落的可能,而我们却都要格外小心,下坠的前方还有很大的空间。说起来也怪,陈虻走了,总有人凭吊;可二十年里,好的理想与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没办法,已经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是同一个人。纪念,能让我们不再堕落地活着吗?
当下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二十年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像当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样来到《东方时空》,自觉自愿。理由不同,动力却是相似的,想要改变一些什么。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
二十年,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有名、有人有权、还有人有钱,有人什么都没有可起码还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忆。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可能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只不过在回忆中,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
今天,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是浑然不觉地让自己舒服?还是自省自觉地让年轻人舒服、让时代与未来舒服?我们该不该让利?还是过后不久,被新的反抗者从幻觉的神坛上打下?这反省是不是也该成为纪念中的使命?好了,该从伤感中转过身来。
陈虻离去几天后,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是啊,二十年的纪念,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如果对《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纪念,只是伤感,只是吹嘘,只是“大爷曾经当初怎样过”的售卖,纪念又有何意义?
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这个时候我翻开了这本书,然后便有些惭愧。身在其中的已有些麻木,而在远方的却刻骨铭心着。徐泓老师从未在《东方时空》的“组织”里工作过,但却一直关注帮助着《东方时空》的成长。陈虻走了,我们大家哭过就散了,可徐泓老师却一字一句地开始整理,终于让陈虻栩栩如生,对此,我该说些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话语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会过时,甚至成为错误或反动的恨不得立即删除。而陈虻已离开四年有余,那些曾经精彩的话语会不会过时?还有没有价值?我想不会过时,当然还有价值。因为陈虻不那么政治,不那么聪明得见风使舵,他只关心人性、关心内心、关心传播的规律,也因此,他的那些话语和思考可以更多地经受岁月的推敲。该是十年或二十年后都值得一读再读吧。更何况这些声音留下来已成为一段历史的旁白。
对此,该对徐泓老师说声“谢谢”,因为这些话语已经像一种唤醒,告诉伤感的人又该出发了。我们应该明白,一切都没有结束。
曾经有人说,青春无处安放。我想与此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却并不让我们羡慕,因为在《东方时空》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无可替代,无法复制。
接下来,抱怨与伤感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回忆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我想不能。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不出发也就这样了。而如果出发,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这一切,只需要与自己为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
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曾经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
(本文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