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良性互动的基础是共同利益

　　 2006年10月8日，安倍晋三旋风式访华，在整个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安倍上任后将中国作为首访的国家，本来就具备多种层面分析的价值。尤其是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其中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有颇多建设性的主张和观点。中日关系能否进入一个上升阶段，积极联想可能会多一些。

　　与意识形态主义者言意识形态，与利益至上主义者言利益。作为一个资深政治人物

　　中日共同利益的前提，是共同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双方都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安倍上任以来，在历史问题的表态上比小泉有所进步，也更加积极。但是表态与行动之间本来就存在区别。脱离了现实政治，单独看待安倍的一次或者两次讲话并没有参考价值。但是中日之间除了需要寻找共同的历史观之外，也需要寻找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利益反过来，同时也是共同历史观的出口。中国领导人比日本领导人更明确这一点。因此在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艰难时刻，中方仍然没有放弃对日本善意民意和良性政策的争取。

　　从目前来说，中日共同利益的核心，是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随着朝鲜半岛核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作为六方会谈中两个重要的角色，双方都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实际上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国家也都会受益于无核化。区别在于中日两国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国际政治使命。中国是亚太地区能够与朝鲜保持良性互动和对话的少数国家之一，而日本能够更加敏感地感受到朝鲜核试验带来的威慑，因而更需要在亚洲层面上寻求对话和支持。

　　另一方面，共同利益的确立，也有助于日本保持稳定和冷静，避免因为周边局势的恶化走上国家发展的歧途，甚至找到尝试发展核武器和修改宪法的口实。中日在《联合声明》中所重申的“共同推进六方会谈进程，通过对话与协商”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是在联合国层面上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出路。

　　从长远看，中日共同利益的延伸，则是“和谐亚洲”的形成与崛起。“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而周边关系不仅是实践“和谐观”的第一步，也是国际社会考察中国外交能力的契机。对于同样需要这一原则的亚洲整体而言，中日两国建立良好关系，获益者绝不只有中日两国本身。对于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得到承认与发挥作用的亚洲尤其是东北亚来说都有积极意义。因此中日共同利益，是全球各国国家利益的正向影响因素。

　　当然，与一个曾经的敌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建立战略互信的国家谈论共同利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家利益作为国家行为体的最高价值之一，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外交决策和领导人的行为模式。在共同利益的框架下，中日两国才有可能，也有积极性求得共识。当我们彼此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动性去解决东海等双边争议问题。这对于两国政府与民间来说，都需要一个过程。

　　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已然触底，因此稍有意愿，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就是可能的。这并不归功于某位日本领导人。但是从长远计，中日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只有明确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的巨大依存性，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明智的日本领导人不会想不到，关键是看能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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