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走上前台

　　“幸福指数”近来频频被人们提及，并时常和人们耳熟能详的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相提并论。

　　ＧＤＰ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国经济景气、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以“ＧＤＰ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其大昌其道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体现这种发展观的典型例子，可以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规划中看到。这一规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应达到5％的目标。然而，这种发展观所强调的只是经济指数，而没有注意社会指数和其他方面的指数。

　　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确立的发展战略都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这种发展观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这种“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有：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被当作所谓“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了，从而导致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ＧＤＰ崇拜带来的后果不可小觑。由于长期将环境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的账户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事实上已被严重扭曲。比如，在一些片面强调ＧＤＰ的地区，高经济增长其实是以环境的恶化和高能源消耗为代价的。据报道，一个内陆农业大省的统计数据显示，ＧＤＰ增长9％，但环境污染损失却占到ＧＤＰ的15％，新增的ＧＤＰ基本被环境欠账吃掉，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完全消失。人们不禁发问：既然ＧＤＰ只能对经济生活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而不能对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加以计量；既然ＧＤＰ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当前和未来的净福利变化，不直接体现公民关于幸福的终极诉求，为什么幸福指数不能彻底取代狂热的ＧＤＰ崇拜？

　　专家研究后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ＧＤＰ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种界域：只有当ＧＤＰ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的追求；而只有当ＧＤＰ超过特定界域之后，幸福指数才会呈现增加。从历史进程看，倡导幸福指数，某种意义上正是对ＧＤＰ情结的反叛。

　　全球范围的

　　幸福指数热

　　20世纪5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发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追踪性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人均ＧＤＰ翻了几番，但人们的幸福感受程度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相反，压力感受却有所增加。在欧美，越来越多的人介入幸福学研究和幸福指数调查。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

　　在该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三名，美国只排到了第十五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国家的最后一位。这个排名和多数人的直观感觉是接近的，拉美国家的人们生活乐观，追求幸福，只要政局不是那么激烈动荡，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就会感到很满足；而北欧国家丹麦作为一个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当然对目前的生活满意程度较高；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人们在生活中要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排名就有可能偏后；日本、中国和韩国都属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是工业化程度有所不同，虽然经济增长的情况比较好，但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承受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排序就有可能更为偏低；而印尼是属于仍在动乱之中的国家，恐怖事件的发生、民族冲突以及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都会降低人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排序在最后。

　　不久前，英国“新经济基金”联合该国“地球之友”，出台《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排名榜里，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第12位）的后面，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还要高。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媒体合作，在2004年也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前三位，西安、上海、武汉居4到6位。这一测试的结果和熟悉这几个城市的人的直观感觉同样非常接近。尽管从这些城市的人均ＧＤＰ考察，上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这里的人追求更高，现实生活离目标较远，他们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就会偏低，由此出现幸福指数较低的现象。而杭州和成都的居民，历来被认为是最会享受生活的人，杭州的人文传统，成都的茶楼文化，都是当地人民知足者常乐这种生活理念的重要体现。这两个城市在人均ＧＤＰ虽不如上海和北京的情况下排名反而相对靠前，也就不足为奇。

　　幸福指数

　　进入发展视野

　　在现代社会，尤其当人均ＧＤＰ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核心价值已从经济发展提升到增进民生福祉的高级层面，而民生福祉的内涵丰富，绝非仅指ＧＤＰ或物质财富增长。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也在转型与变迁，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变化。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

　　科学发展观无疑属于综合取向的发展观，它首先强调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目标，认为发展应是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之间综合、协调进步取得的成效。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幸福指数在深圳等地，开始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目标。

　　幸福指数对经济发展，乃至执政理念究竟有何参照、关注意义？专家总结说，幸福指数首先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在一定程度是弥补了ＧＤＰ指标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一指标衡量社会进步发展时，要切实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向。作为一种约束性指标，幸福指数不可能取代ＧＤＰ指标，而只能是互为补充。我们不可能期待幸福指数与ＧＤＰ同步增长。

　　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持续的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两种可能出现的不良发展模式：一是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出现整体性的价值迷失和精神空虚。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因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而导致民众对执政力量的离心离德，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使发展受阻。

　　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与转型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民众的主观选择和判断上，而民众幸福指数的走势是这类主观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变量。国家宏观决策研究机构和统计调研部门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指数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真正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和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④6

　　□本报记者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