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从10月1日起，北京市地税局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试点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企业在向个人支付薪酬时，不论其是否属于本企业人员、支付的薪酬是否达到1600元纳税标准，企业都要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应税所得个人的基本信息、支付所得项目和数额、扣缴税款数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这意味着今后人们的“兼
职”工资也将被记入个税申报范围。(《新京报》10月9日)
显然，北京市向兼职收入课税是为了弥补税收漏洞，不使应缴的税款漏掉，从而有利于调整阶层收入差距。在兼职越来越流行的当下，许多人的收入差距并非表现在主业而在兼职，比如高校内许多“专家”与“青椒”(青年教师)的工资单并无多大差别，关键在兼职走穴。某媒体曾披露过京城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企业的兼职收入，数额惊人———向这些人的兼职收入严格课税，无疑是理所应当的。
但“兼职课税”应该照顾到这样一部分弱势兼职者：他们兼职并非源于资源优势或追求高收入，而是迫于主业低工资造成的家庭经济压力，不得不兼职补贴家用。在工资增长缓慢而生活成本持续攀升的当下，在社会转型“阵痛”集中在底层民众身上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型兼职”在兼职群体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考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课税规定会发现，他们的课税制度有着相当高的精准度，既不会让高收入者漏税，也能避免误伤低收入者，充分照顾到兼职者的家庭就业人数、供养人数等情况加以减免，纳税时还会扣减需要赡养的老人、孩子的生活费。政府对公民各种收入课税，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为转移支付给生活难以自理的家庭，既然课税是为“转移支付”，那么在征税这个起点上就应直接体贴到弱者的境遇直接进行减免，避免课税误伤弱者。尤其是相对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普遍缺乏避税资源和能力，只能“裸”对征税，旨在调整收入差距的“兼职课税”最终很容易只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兼职课税”不能只作笼统、一般性的规定，应有避免误伤弱者的制度精准。
与此形成对照，我们的政府部门在限定公民的福利权利时，通常制度精准度非常高。比如对低保资格形式各异的限定，成为中国各地一道独特的政策景象。权利对应着义务，既然在公民应享福利权利的限定上能做到如此细密苛刻，那么在规定公民义务的时候也应能达到这种制度精准，做到不对用于公民家庭生活保障的那部分收入征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