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占江（媒体从业者）
今年9月30日，桂林反扒联盟在一次反扒窃活动中，遭到十几名小偷的追打报复，一名反扒成员因此颅骨受伤，手指骨折，全身留下近百处伤痕。反扒联盟的风险保障机制和法律地位等引起争议。10月29日，《新京报》以对话的形式，采访了桂林反扒联盟的一位发起人及负责人，该负责人明确声称：“我们不认为民间反扒值得提倡。”
在笔者看来，这个负责人对于民间反扒组织的认识是清醒、到位的，他并没有因为社会各界纷纷予以的赞歌和光环，而丧失对自身的理性和正确认识。
一方面，这些反扒高手表面看似风光，令小偷闻风丧胆，但不仅其本身时常遭受小偷的诬陷、围攻，其家庭成员也时常遭受威胁和恐吓；另一方面，执法本身是一项关涉公民人身权、民主权和财产权的大事，稍有不慎，即可能导致执法对象的合法利益受损。
应该承认，在公力执法救济尚不能全面、有效覆盖的社会背景下，各种私力救济的出现，确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法治社会里，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理应依法而行，都不应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让公民时刻处于另外一种危险的境地。
对于相关职能部门来说，进一步实现基层警力的下沉；对于民间反扒组织和个人而言，则需要像报道当中这个负责人一样，清楚认识到自身的权限和位置，量力而行、依法办事，确保帮忙不添乱、反扒不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