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用公款购买的私车”

　　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观察”刊发了一个“时政社会新闻特写稿”，蛮有意思。说的是老黄小黄叔侄俩就“局长专车”的交流，老黄是局长专车司机，小黄是位普通公务员，小黄今年国庆黄金周来看老黄，发现老黄长假7天忙得不可开交，老黄这“7天行程”是研究“官场生态学”的范本，转录如下：

　　10月1日，局长好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公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父母来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及其父母到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公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局长给刚从外地返回的其他领导接风。老黄把喝醉的局长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我们的假期比上班还要忙！”局长专车司机老黄在小黄面前一个劲儿抱怨。抱怨归抱怨，专车还是要开。更有意思的是，在老黄的概念中，所谓“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概括真是精到。你可不要被这个“涉嫌贪污”的定义给吓住，它永远是合法的“公车”，只是它用起来比私车还方便，因为有专任的、全天候的、并且由公家“埋单”的司机。至于有的领导喜欢自己驾车，喜欢做点“停车做爱枫林晚”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说“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其实不是个案，颇具普遍性，“大家都是这样的”；这早有数据给表明了：全国公车仅1/3用于公务（见6月23日《羊城晚报》）。局长的专车更是特权车了，用于公务的时间恐怕还没有1/3。有报道说，在香港是没有特权车的，港府车辆有统一字母“AM”，越是开AM政府车的人越要小心，因为被曝光的几率越很大（见9月8日《青年参考》）。香港没有特权车，是制度环境造成的。

　　公车问题的本质，就是治理体制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体制不改不变，“公车”就会永远往“私道”上开，注定不可能治理得好，无论手段怎么翻新。谁不信我跟谁打赌。你看，新的数字已经出来了：今年我国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去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今年则将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四分之一（见9月1日《报刊文摘》）！“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每年用在公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令人震惊”（见2005年12月7日《报刊文摘》）。所以某些国家那些一说我国军费就来气的人，若是听说“中国公车开支都超过军费开支”一定会十分满意，“回帖”猛“顶”。

　　公车作为权力性利益，其队伍的膨大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今后购买公车的力度还必将持续加大。公众似乎已对公车泛滥“熟视无睹”，官员则对小车待遇“受之安然”。有个来自“侧面”的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国庆长假期间，某市出了一个公交大车祸，事后分管副市长才去体验了一把坐公交车之难，说发现的问题还真不少；这个类似于煤矿出事后领导才到现场的新闻，立马在网友那里引起一片嘘声。其实谴责官员个人是最没有意义的，谁都知道“副市长”以上的官员用什么出行，除了偶尔有媒体报道某市长去坐了一回公交车之外，每一位“副市长”都是用不着乘坐公交车的，他当然是“小车出入”，这就是权力性利益，这是体制制度赋予他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近一份调查显示，在老百姓心目中，部分党员干部不再是“人民公仆”而是特权阶层；“许多人反映，在用车、住房、医疗、子女等方面，干部阶层明显与老百姓之间拉开了距离”（见10月25日《报刊文摘》头版头条转载《社会科学报》10月19日报道）。这种“距离”越大，社会就越不和谐，这是肯定的了；而“严禁公车私用”的手段是想“缩短”这种距离的。所以，新闻故事中的小黄问老黄：“现在不到处都在‘严禁公车私用’么？”老黄答：“小孩子！这种政策也就是对社会有个交代而已，哪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报道说，老黄说完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