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地名

　　今古齐观

　　10月29日至31日，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将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县举办。此前，关于文化节已有一条令人瞩目的新闻。淮阳县旅游局一位副局长认为，与其如此花大力气扩大周口在全国的知名度，不如干脆将周口市改名为陈州市，淮阳县改为陈州县，这样名气会来得更快。按他的推算，“陈州”的招牌价值100亿元人民币。这么值钱的根源，在于著名的包公

　　通过改地名来提高知名度，进而达到发展经济的做法不算新了。粗粗数过去，已有云南的潞南改名石林、中甸改名香格里拉，湖南的大庸改名张家界，四川的灌县改名都江堰，福建的崇安改名武夷山，海南的通什改名五指山，四川的南坪改名九寨沟，安徽的徽州改名黄山，辽宁的锦西改名葫芦岛……再开列下去，会有长长的一串。古人也改地名，但在社会承平之际，大抵是可以排除“经济”因素的，或许这正是古人不及今人聪明的一个表现。但有一点类似，作为后人的我们，讥笑过他们那个时候所以改地名；而我们这个时候改地名，不少声音也已然流露出不屑。

　　且看古时吧。《永宪录》载，雍正时把湖北景陵县改为天门县，原因是避讳，因为康熙的陵寝就叫景陵。皇帝的陵寝都有名字，十三陵被发掘了的万历墓，叫定陵；现在老是吵吵嚷嚷要挖的武则天墓，叫乾陵，如此等等。陵名与县名重了，雍正不仅“见之恻然”，还“严饬督抚不行奏避”。其实，这很有一点不讲道理，毕竟县名在先，陵名在后。但是，这种不讲道理的事情却是数不胜数。唐玄宗名李隆基，在他前面的刘知几就不得不改称字，作“刘子玄”，“基”与“几”不同字但同音嘛；但清朝的康熙皇帝又叫“玄烨”，“刘子玄”又只好改叫“刘子元”。不仅把这位著名史学家折腾得够呛，而且这样的改法多了，也给后人研究历史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宋钦宗叫赵恒，不知道为什么百姓连“丸”字都要避。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所以讳“癞”，学皇帝的样子推而广之一切近于“赖”的音；接着牵涉到了“光”和“亮”；再后来波及到了“灯”和“烛”，虽然好笑，至少“脉络”是清楚的。但宋钦宗并不管那么多，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于“科场韵脚，用丸字者皆黜落”，反正后果自负。

　　两汉之际外戚王莽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新朝，改名改得更是惊天动地，那是因为他迷古，认为制度万能。看他一上台，不仅地名，而且官名、爵名、人名，什么都改。中央有了四辅、三公、九卿、六监，地方的太守改成了大尹，县令改成了县宰；诸侯王改称公，“四夷”城王者改成侯；“匈奴”改“降奴”，“单于”改“服于”，诸如此类，不惮其烦。有人统计，西汉末共有103个郡国，名字被王莽改了75个，占73％；1587个县，给他改了730个，占46％。因此我们阅读《汉书·地理志》时就会发现有些很搞笑的地方，那就是大量郡县名字的后面，都有小字标注的“莽曰”，也就是王莽时期叫什么。举广东所在的“南海郡”为例，郡辖六县: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其中在“揭阳”的下面，注释“莽曰南海亭”。也就是说，王莽把秦朝既已设置(且沿用至今)的“揭阳”，硬生生地叫了一阵子“南海亭”。即使在当时，因为有的地方一年改名达五次之多，弄得连当地人也闹不清当地该叫什么，下诏书时还得同时附上原名。

　　改名在今天变得非常热衷，除了改地名，还有改学校名，即所谓“升格”，于是有的名牌高校被改得听起来好像野鸡大学。改名得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拍脑袋”的人想改，为了“政绩”、衔头还是其他，总之有一把小算盘。他想改，就可以改，无须征求辖区人们的意见就可以改成，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虽不至于重蹈王莽的覆辙，但把大家改得糊涂是有可能的。

　　田东江文赵晓苏画

　　图:

　　儿子，咱以后不叫“狗剩”，改叫“旺财”了…

　　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