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汗 图/春鸣
何洪是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1995年在上海打工时带回一个安徽女人,组建家庭。此后,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现在这个家庭。至2012年7月当地政府给何洪妻子安环节育前,两人已生养了11个孩子,被当地人称为“超生游击队”。更令当地人不解的是,何洪并未缴纳“超生罚款”,而且除了最后一个小孩给亲戚抱养外,其他孩子都上了户口。“存钱不如存人”——何洪坚持这种想法近20年。
“养儿防老”在我国一直很有市场。在政府职能不太完善的农耕社会,有这样的概念不足为奇,毕竟,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对老年生活的赡养以及对身后事的各种恐惧难免会化为养儿的各种动力。可是,在现代社会,有这样一种思想,未免可悲。作为纳税人,辛劳一生而由政府提供一种体面的晚年生活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却要将此寄托在儿女身上,可说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大汗
(原标题:养儿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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