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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7日09:14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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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观影热潮,这部电影改编自菲利普·迪克1968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这部新黑色反乌托邦电影被公认为科幻类里程碑式的作品。
译林出版社新版“菲利普·迪克精装套系”
2017年,《银翼杀手》上映三十五年之后,距影片的设定年代2019年还有两年,建立在小说和前作的语境下、却完全由制作团队基于对蓝本的理解自由创作的续集《银翼杀手2049》登上银幕,公映后收获无数好评。
虽然自1999年起,陆续有续集传言,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2015年初,关于续集的消息终于敲定,确认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前作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担任执行制片人,前作主角Deckard的扮演者哈里森·福特回归出演,瑞恩·高斯林则出演续集主角、Nexus-9复制人K。
《银翼杀手2049》勾勒出的一派末世景象比起前作更加令人绝望。电影上映前,制作方在网上放出三支前传短片,讲述从前作到新作三十年间发生的关键事件,这一跨媒介叙事的安排在为新作上映预热的同时,理出了一份详尽的编年史,为2049年时代场景里彻底的荒凉感提供了坚实注脚。同样是未来主义悲剧视角下的反乌托邦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阴郁可怕的氛围更为强烈。比起诗意尚存的斯科特三板斧:雨水、烟雾、聚光灯,维伦纽瓦制造的视觉风格更为决绝、冷酷无情,恰巧贴合原著“地球沦为被人类抛弃的垃圾场”的设定。新作里,K坐在飞天警车上俯瞰一座座废墟之城,人类文明化为荒地上的灰烬,萧条与绝望贯穿全片。该片由曾13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的无冕之王罗杰·狄金斯掌镜,在一连串广角摄影的镜头下,早已满目疮痍的城市里末日感令人窒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衬托出绝望情绪的则是虚幻的灯红酒绿。充斥着肤色各异的移民的贫民区人潮涌动,各类亚文化不加区别地杂糅在拥挤的空间里,廉价娱乐蚕食着人性躯壳所剩无几的理智。越是行色匆匆,神情越是茫然,来往的不过是交闪的霓虹灯间一具具无名的行尸走肉。
《银翼杀手2049》剧照
在这般绝望的背景下,主角K虽为复制人,却显得颇具人性。K受命于洛杉矶警局,主要任务是处决不合格的老型号复制人。就前作而言,Deckard究竟是人类还是复制人这一身份问题是一大讨论焦点,令影迷们纠结不已,事实上连影片核心主创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斯科特与迪克、维伦纽瓦等站在不同的阵营,他坚定地认为Deckard是复制人,更提出正是这一身份设定赋予了电影以深意。而在新作中,K为复制人的事实无需争论,电影的意义不因身份的不确定而变化,三十年后,复制人更加彻底地取代了人类,影片探讨的是何为真实、该如何存在这对人、复制人,甚至人工智能而言都无解的命题——关于身份问题的诘问让位给了意识层面的困境。
《银翼杀手2049》剧照
《银翼杀手2049》剧照
在K的认知里,人类的价值是高于复制人的,因为人类是更为真实、是具有灵魂的存在,一丝微弱的线索带来了膨胀的期冀,他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儿,因此,他甚至开始对另一个没有灵魂的存在、更为虚幻的全息人工智能女友Joi所表达的感情心生期待,无法挣脱出这种荒诞的悲情,或是K悲剧宿命的根源。前作里的人性测试机已经被基线测试所取代。基线测试从去人性化的角度入手,用来检测复制人的反情绪化指标,因其反人性的特质被警局采用为入门密码,确保在职人员不受情绪干扰,越是新型的复制人越被期待拥有稳定的情绪,但实际上,反移情能力即便在人类世界里也是被广泛讨论的母题,奥威尔将其极端化成了《一九八四》。基线测试的原句引自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正是Joi拿在手中、让K念给她听的书,这里巧妙地形成了互文。此前表现良好的K,在影片中段时近乎测试失败,他解释说情绪的干扰是办案需要,这与开场片段里K面不改色地处理掉Nexus-8复制人Sapper Morton形成对比,当时的K“毫无人性”、办事干净利落。比较K挖走同类的眼睛与前作中Deckard挖走人类(同类)的眼珠的桥段,K不过是认真严谨地执行公务,而Deckard则是被愤怒的情绪左右。然而,这一任务则是一切转折的源头,正是在Sapper Morton居住的农场旁发现的一个被埋藏许久的盒子,使他走向了探索人性的不归路。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经过法医的分析判断,盒子中的遗骸属于一位因难产而丧生的女性Nexus-7复制人,正是在前作中与前银翼杀手Deckard相恋逃走的Rachael,而她诞下的孩子、这具藏匿着复制人繁衍秘密的躯体,则成为了新的目标。K被授予了彻查这一谜团的任务,不断寻找相关线索,依靠对被植入的儿时记忆真实性的执着信仰,K逐渐将自己与这一特殊的孩子的身份联系起来,K依旧决定踏上寻找、证明自我的道路。其中全息人工智能女友Joi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她始终认为K是特殊的,她坚定了K对自己是有灵魂的人类之子、而非无灵魂的复制人的想法,并给他取名Joe。之后在与Deckard交谈时,Deckard问到K的姓名——一项在当时近乎绝迹的社交仪式。K套路式的答案立马遭到Deckard的驳斥,Deckard想知道的不是序列号,而是真实的名字。即便名字与序列号一样是用于指代和区分不同人和事物的,前者的意义存在于其指代的事物之外,例如命名者寄予的期待,相比之下序列号的意义乏善可陈。
Joi给K取的名字令人联想到卡夫卡著名的长篇代表作小说《审判》,主人公名字即为Josef K.(Joe是Josef的昵称)。小说中,三十岁生日当天,Josef K.因一项未确定的罪名被捕入狱,并最终被处死。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将Josef K.的经历放置在犹太人命运的大背景下讨论。萨特指出,犹太人陷在一场漫长的审判中,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有罪的,却不知自己身负着的是何等罪名,犹太人从一出生就陷入了审判,在被处死的时刻才得以摆脱这般命运。影片里的K或许是生来就有罪的,生为复制人,却陷入对人类、对人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希望自己是有人类的血脉,即使支撑着他继续寻找下去的唯一希望源自于一份虚假的记忆。
卡夫卡长篇小说《审判》
当K被Luv重伤、奄奄一息之际,同时在追踪他的Nexus-8复制人团体将他救出,他们希望说服K除掉Deckard。首领Freysa告知了K一个绝望的真相:那个孩子是个女孩。K瞬间陷入了无限的失落,他曾以为自己是那个特殊的孩子,实际上不过是成千上万平凡无奇的复制人之一,Freysa看着失落的K说出了一番剖析人性的台词:我们都期待自己的存在是特殊的,到头来却平凡不已,但我们是靠着信念存在着的。
影片结局,将储存真实记忆的小木马递给Deckard,K接受了自己不过是广大复制人群体中平凡一员的事实。在使命结束的那一刻、在漫天大雪中认命,与前作中Roy雪地长眠场面的结局遥相呼应。影片中的两幕大雪都与真正的孩子、建构记忆的女人安娜有关,第一场雪出现在K第一次去寻找安娜探寻真相时,当时,他愈发相信自己是那个孩子,他希望自己是人,而非复制人,因此雪对他来说是一种证明真实的体验。第二场雪下在他目送Deckard进去找他真正的孩子时,那一刻,K不得不接受自己不过是复制人的事实,漫天大雪打灭了他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火苗。然而,被曾认为代表真实的物像所掩埋,对K来说,或是在无法获得渴求的人性时的慰藉。
前作讲的还是人类与复制人的爱情,新作则更进一步、涉及复制人与全息人工智能的爱情,对真情的幻想被临近结尾时的巨型广告(给你所希望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打碎,所谓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所谓的充满真情实感的“我爱你” 或许不过是程序运行的结果,脆弱虚假得不堪一击。Deckard说,有时候人类的感情迫使彼此以陌生人的身份相处,例如他不与孩子相认便是出于对其的保护心理,然而这些由0和1组成的人工智能却能直接地表达情感——无需害怕锥心的痛苦,因而能毫无顾虑地表达情感。
影片勾勒了这样一副充满悖论的场景:人类纷纷逃离地球,复制人却渴望成为人类,他们相信真实代表着优越,盼望自己生而为人,但究竟谁更真实呢?是过着农场生活的复制人Sapper Morton,还是有着人类的基因、却从小到大与外界绝缘的安娜?这充满悲情的矛盾命题,或是最响亮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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