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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者”:紧握困难群众的手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30日10:35 新华网

  "别人还以为我们两个是兄妹呢!"李涛说起自己和妻子李真的名字,莞尔笑道。

  就是这对普通的年轻夫妇,与200多位志愿者一起创办了专为困难群众服务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NGO)---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下文简称"协作者"),将困难群众在繁华都市里日渐消退、遗忘、放弃的信心、智慧、道德等重新拾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伤者前行。

  "团结协作,助人自助"

  "酒香不怕巷子深",协作者就如陈年佳酿般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小胡同的四合院里。10月的一天,半月谈记者顺着那曲径通幽的小胡同,来到了协作者自2003年成立以来第4次搬家的落脚点。院子里,139位讨薪打工者代表正与协作者志愿律师商讨案情。另一间门上贴着"劳工家园"的小屋里,12位志愿者正在排练文艺节目,笑声掌声不绝于耳。作为负责人,李涛的成就感显而易见:"我们这里经常这样热闹。"

  协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李涛坚定而沉稳地解释道:"我们服务的主体是打工者等困难群众。我们的理念就是'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所谓团结协作,就是我们把这个台子搭起来,让困难群众在这个台子上展示自己的才能,我们只是推动者、辅助者、协助者。而助人自助,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相信困难群众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比如维权,我们跟他们一起做,协助他们做,这个过程结束后,一方面我们要让他的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他已经把这种能力转化成自己的了,他还可以帮助身边的工友。"

  "您提到'服务'二字,那么协作者的服务包括什么?"记者问。

  李涛说:"一是服务创新。打工者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不可能一一做到,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开发打工者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组织的能力。比如维护合法权益、适应城市生活、保证身心健康、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

  二是服务倡导。很多问题不是打工者个人可以改变的,而与社会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现问题,针对专门的问题开展调查、总结经验,再通过开研讨会的方式,把政府部门、打工者、专家学者请来,进行平等的对话,达到互相影响。"

  背着"生死状"上路

  "我们1996年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NGO工作,到现在已经10年整了。而真正全职投入NGO还是2003年成立协作者。协作者刚成立时在东五环外,只有一间职工宿舍、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分钱也没有,志愿者就是几个朋友。"回忆当初,李涛十分感慨。

  漂亮的李真很默契地接过丈夫的话头:"2003年突发非典,我们讨论了3个晚上,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打工者最需要帮助。于是我们制定了一套计划---给打工者开展非典紧急救援。当时几个朋友凑了6万多块钱,我们买了口罩、消毒液、印刷了手册等,就上路了。"

  据记者了解,非典时期协作者是第一家行动起来的民间组织,协作者从那时起开始进入媒体视线。李涛指着墙上贴着标签的北京地图说:"这些贴标签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非典时期打下的基础,北京市区直到五环有打工者聚集的社区我们几乎跑遍了。当时我们都签了协议,'如果感染非典,与协作者没有关系,是本人志愿来的。'每个人就这样背着'生死状',每天早上5点钟出发,深夜11点钟收工,怕传染给家人,连家都不敢回。那真是拿命换来的!"

  "那你们怎么找到分布散乱的打工者呢?"

  "我们很注重跟政府合作。我们选择两个输出地政府,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和尚义县,县政府在县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字幕,'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北京打工,在非典期间遇到困难,请打协作者电话。'这也是我们开创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民间组织联手应付传播性的公共危机。后来我们还成立了灾害管理小组。"对协作者的经验之谈,李涛如数家珍。

  "他们的生命因协作者而改变"

  "维权是协作者工作的一部分,协作者自2003年成立以来,接手过多少维权案件?"

  "成立3年多来,协作者共接手100多个案件,协助成功率在60%~70%。2003年~2005年,有68000多人次接受了协作者的服务。有的案件已经做了3年还没有结束。这个关于139位打工者讨工资的官司就打了两年多。"李涛指着院子里围坐的一桌人说。

  "那么多案件迟迟悬而不决,是什么动力支撑你们总是向前走?"

  李涛想了想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在浙江永康,一个打工者叫杨志豪,做工时被切断3根手指,老板给了他2000块钱要求"私了"。他就到法院起诉,结果被法院赶出来。他觉得没活路了,准备跟老板同归于尽。这个小伙子喜欢看书,他在书店里看到我们的《打工时代》,想临死前跟我们聊聊。我们就赶紧出路费把他接到北京,他在北京一住就是2个多月。我们和他一起走法律程序,他也参加我们的其他活动。后来法院判给了他3万多块钱,虽然现在还有8000多块没有拿到。他告诉我们,他几次都想'豁出去了',但每到这个时候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能辜负协作者对他的期望。"

  "我们在矛盾激化体中间起到缓冲和润滑的作用。"李真接着说:"来我们这里求助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串故事。孙文娟2005年做透析,却在医院感染了乙肝和丙肝,她没有办法换肾,情绪特别低落。我们的志愿者就经常给她打电话,在她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鼓励她来参加活动,改变她的环境和心态。2006年5月,我从香港理工大学学习社会工作学回来,感觉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坚强。"

  "为什么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就因为他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机构,或者我们的一点举动而改变。"李真满足地笑了。

  "最重要的是打工者的文化归属感"

  "你们为什么叫做'文化传播中心'呢?"对于协作者的这个名字,记者一直心存疑虑。

  李涛告诉我们:"我们服务倡导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塑造劳工群体独特的文化。我们这么多年做下来,感觉维权、就业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打工者缺少社会文化归属感。我们特别希望城里人了解打工者的现状,让他们之间有个沟通,因为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如果双方从心理上、文化上不能互相认同接纳,那么二者和谐是不可靠的。"

  协作者拥有200多名志愿者,其中有大学生、社区人员、专家学者,也有打工者。协作者把打工者发展成志愿者,其目的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到这儿来不仅被动接受服务,还能给别人提供服务,从而塑造起一个群体的社会价值感和归属感。

  "从你的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怎样的?"记者抛出今年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

  李涛稍作沉思:"从我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品质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有宽容文化的社会,它不会因为自己的一种观点、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而去排斥另一种。"

  经费问题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问的,李涛似乎也回答过千万遍了:"我们现在主要靠国际基金会的捐赠。另外,我们的服务是志愿性的,社会成本就降低了。截至现在,我们没有向打工者收过一分钱。"

  "其实从事NGO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光环。别人问我怎么才能成为NGO的工作人员,我开玩笑说,'一是没有固定节假日,二是不能生病,三是所有回报都是工作本身。'的确,做这个工作要比其他工作承受得要多。比如收入,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的月工资都没有超过2000元的。当然这种低收入也不值得提倡,目前环境是这样,我想未来会有所改善。"李涛话语恳切。

  临走时,记者特意记下了协作者的使命宣言:"我们力求通过我们的服务使农民工不再因为职业、性别、地域的差别而遭受歧视,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怀抱着他的梦想和尊严自由行走。"■ 黄海燕 纪 荔

  来源:半月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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