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进行了重点部署。
从2007年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法人银行至今，外资银行深度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对外资行带来哪些机遇？面对全球金融环境变化，外资银行需关注哪些方面？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了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黄振东。
黄振东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资产和居民财富持续积累，对高质量金融服务需求提升，这为具备专业优势的外资银行的投行和财富管理业务也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外资银行要基于自身情况采取“聚焦”策略，在特定行业、客户、领域做精做深，稳健经营。
紧抓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机遇
《中国经营报》：中国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对外资行带来哪些机遇？
黄振东：近年来，从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到取消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再到取消企业征信评级、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准入限制，及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中国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整，不断降低外资金融机构的入市门槛，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和深入参与到中国金融市场创造了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更为有利的政策条件，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正加速构建中。
除了传统的存款、贷款业务，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拥有了更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市场参与度也正不断提升，服务和产品范围扩展到不限于债券市场交易、资产管理等，发挥着货币政策执行、经济信息传递、企业综合财务顾问等更多功能，并可基于本地客户和母行海外客户的需求，利用集团协作优势，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资产和居民财富持续积累，对高质量金融服务需求提升，这为具备专业优势的外资银行的投行和财富管理业务也带来更多发展机会，有利于在同质化竞争激励的市场中实现“特色化”。
《中国经营报》：当前全球金融环境变化，银行在经营中应关注哪些方面？
黄振东：当前，产业链割裂、国际贸易疲软、利率高企、持续通胀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显著障碍，叠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此环境下，外资银行的生存策略，我认为有几点：
一是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坚守合规经营底线。风险防范是银行业经营之本。首都银行（中国）自立行以来始终秉承风险为先的经营理念，即有疑虑的授信案不做，风险不可控的业务不做。同时，建立多层级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且紧跟“数字化风控”升级浪潮，通过信息科技手段，加强动态风险监控和分析、管理，提升各类风险管理力度。
二是提高客户体验。作为金融服务提供者，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是银行的天然使命，应制定符合市场需求和自身特色的战略规划，并适时调整业务定位和策略，紧抓发展机遇。
三是精细化管理。持续提高银行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并且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水平，是现如今银行经营的必需。
四是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金融业发展的大势，对于防控风险、赋能客户、降本增效、促进金融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战略调整：从多元到聚焦
《中国经营报》：在业务布局方面，外资银行和本土银行如何竞合？
黄振东：首都银行（中国）自 2010 年于江苏南京成立以来，即在战略上确定了立足于长三角这一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经营的基调，重点围绕长三角经济带及相邻的经济发达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进行机构布局，至今在上海、南京、苏州、常州、宁波、泉州、厦门设置了7家分行2家支行和1家总行营业部共计10个营业网点。
银行成立后的五年，业务倾向于各分行各自发展，导致业务形态非常多元。2015年之后，我们进行转型升级，通过全面梳理信贷资产和客户群体，退出了那些我们判断比较没办法有效管理的客户。随后，在业务上采取了“聚焦”策略，即对各分行准入业务管理区域的聚焦、行业的聚焦，继而进行客户的聚焦、产品的聚焦，在特定行业、客户、领域做精做深，摸索走出了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现在，我们以公司银行业务、金融市场业务和国际业务为驱动引擎，一是聚焦于国家支持引导且具有效益前景的基础设施运营投资。因为母行本来就有基建业务，在中国本地化时，发现国内做基建最多的是地方政府体系，所以我们深度参与了地方基建领域，并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细分，比如城市资源基础建设、水务、交通等。这些基本都是本地客户，包括供应链体系都是本地化的。二是聚焦于跨境业务。跨境业务是我们外资银行的特色业务。首都银行（中国）这些年的跨境业务发展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直接帮助外资客户“走进来”。我们主要依靠母行的业务优势去吸引外资客户在华投资经营。母行和其海外分行在中国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主流客群。第二步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随着中国政府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展中资企业在越南钢厂的跨境融资，推进母行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东南亚落地了老挝水电站等合作项目。其中，供应商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国内的企业，由首都银行（中国）主办银团贷款，帮助了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三步是在服务“走进来”的外国企业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同时，将同业合作作为跨境金融发展的新发力点。
产品上，除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我们聚焦并积极发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债券投资业务、票据融资业务、非融资保函业务、跨境融资业务、结售汇及衍生品业务，力求产品的不断升级和创新，做综合金融服务的提供者。
《中国经营报》：外资银行在选择聚焦领域时会考虑哪些因素？
黄振东：外资银行在网点覆盖率、品牌认知度、数字化水平、展业范围等方面较本土同业存在一定劣势，而相对于中资银行，我们在跨境、国际结算等方面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多资源、海外网点优势。
随着经营“本土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本土同业不仅是我们资金拆借、存放等流动性融通的业务伙伴，更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拓市场的必要的合作伙伴，在跨境金融服务、资金市场业务、针对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业务领域可以实现深度合作。
首都银行（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就包含“聚焦同业”策略，具体而言，我们通过母行在东南亚同业关系以及额度的深耕，在国内针对中资银行提供福费廷包买、代理业务，同时加强与政策性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战略性合作，寻求并促进跨境投融资合作，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绿色金融服务、并购。我们积极深耕并拓展本土金融同业客户关系，获取和扩大金融同业对我行的授信额度，并且拓宽同业渠道和业务合作模式，旨在与本土银行展开深层次的合作，发挥行业协同效应，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多家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战略有所调整。外资银行如何深度融入中国市场，实现稳健经营？
黄振东：外资银行经营实现和中国市场的深度融合，主要依托于以下几点：
一是深入了解本地市场特点和客户需求，以外资行优势增强黏合度，加强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外资银行需要持续加大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力度，如中国政府支持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同时，依托子行或境内分行对中国市场和企业的了解，发挥外资金融机构在集团网络、风控管理、跨境业务、产品创新的比较优势，加大支持中国对外贸易、跨境投资、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力度。针对中外资企业及其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商业金融需求，加强与母行的跨境联动，以母行及海外机构网络为纽带，提供多样化的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紧抓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为跨境金融服务带来的更广阔的市场和机遇。
二是在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国际业务等对银行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外资银行需要强化银行人才梯队建设，优化人力配置架构，加强培训和激励管理，持续提高组织产能和效率，实现人才提质增效。同时，可以建立以核心客户、重点区域为主轴的专业条线团队，在垂直领域深耕细作，提升与客户互动效益。
三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资本、人力等资源投资力度，立足于战略规划基础，稳健增设新的分支机构和专业团队，深度服务本地市场。同时，强化科技能力转化，提升客户体验，以数字金融助力银行发展。着眼于中国良好的基本面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及对首都银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支持，首都银行集团又于2023年批准了对我们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的决议，并于今年上半年完成了资金拨付。
四是与本土同业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加强与金融同业的战略性合作，持续拓宽同业渠道和业务合作模式，放大协同效应。
五是积极履行EESG承诺，强化品牌美誉度的打造。将构建EESG（经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经营管理体系作为战略重点之一，加强绿色金融领域业务发展，建设重视员工利益和职业发展的包容的工作环境，积极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