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也“政治”

　　6月9日开始的一个月，32支球队齐聚德国角逐世界杯。足球，这种让全世界痴迷、疯狂、团结的运动，也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局和社会现状。

　　撰稿／金 姬(记者)

　　让奥运会失色

　　英国《经济学人》的最新一期评论说：“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它难以被政治目的所操控。”的确，每届奥 运会的赢家往往是当时的强国。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Owens)一举 夺得4枚金牌，打破三项世界纪录，但获得最多奖牌数的纳粹德国仍然宣称“人种优越论”。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也在为奖 牌总数而不断较劲。

　　相比之下，世界杯的政治色彩淡了许多。尽管1934年意大利夺得世界杯被一些人视为墨索里尼政府的“功劳”， 1978年阿根廷夺冠的部分原因在于该国军人政府的支持，但是现在，以政治左右世界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黑白世界 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巴西。

　　昔日的欧洲强国虽然国际地位明显下降，但它们的足球能力首屈一指。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在足球领域逐渐崛 起。此外，足球除了运动性，还需要球员的创造力以及独特的风格，兴奋剂对于足球并没有多大意义。

　　因此，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出现黑马。在1966年英国世界杯上，朝鲜1：0击败老牌强队意大利，跻身八强；2002 年韩日世界杯的揭幕赛上，非洲小国塞内加尔1：0战胜上届冠军法国队。正是这种“意外”，让世界杯今年能吸引到全球10 亿观众。世界杯也自然而然地取代奥运会，成为“全世界头号体育盛事”。

　　美国作家肖恩·维尔希(SeanWilsey)指出，虽然足球引发的狂热有如宗教一般，有时会引起暴力(足球 流氓和球场踩踏事件)，但这一运动能够超越国家，架起友谊之桥。二战刚结束时，曾遭日本侵略的韩国禁止日本国家队到韩 国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成功举行则显示了包容和理解。

　　软性国家主义

　　足球不仅仅是一种比赛，也是国家主义的软性表现。

　　1954年瑞士世界杯上，西德以3：2战胜匈牙利，爆出世界杯决赛史上的最大冷门。德国新电影大师雷纳·沃纳 ·法斯宾德1979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TheMarriageofMariaBraun)中重现了这 一历史时刻，影片结尾是电台评论员的叫喊：“德国再次站起来了。”足球是现代国家宣扬其强大性的合理方式。

　　对于小国而言，足球也是提升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加纳虽然一直是非洲足球强国，但直到今年才进入32强，终于能 够去德国参赛。“每一赛季我们都渴望进入世界杯。”半月刊《非洲体育》(AfricaSports)的编辑瓦贝纳·耶 博(KwabenaYeboah)说，“当梦想成为现实时，人们便把它和加纳赢得独立相提并论了。”

　　足球对于那些政治表达受到限制的国家尤其重要。今年去德国的有3个伊斯兰国家：伊朗、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

　　“足球是突尼斯人团结的地方。”突尼斯一家报纸的体育记者说，“当讨论政治或敏感话题不太方便时，足球就成了 释放的渠道。”营销顾问哈赞·梅祖阿(HassanMezouar)的父亲曾是突尼斯国家队负责人，他说：“足球没有 受到政治或宗教的影响。突尼斯人对于足球胜利的激动远胜于庆祝独立日，因为后者只是提醒他们离发达国家有多远而已。” 在沙特，政治专家麦·亚玛尼(MaiYamani)认为支持国家队“是一种远离政治但又体现自豪感的好方法，尤其在一 个没有言论或结社自由的国家”。

　　足球也是一个国家获得国际认可的一种方式。对于今年去德国的克罗地亚而言，希望能够再次创造1998年法国世 界杯的辉煌：当时克罗地亚3：0打败强队德国，而后战胜荷兰成为季军。

　　克罗地亚裔美籍作家考特妮·安吉拉·布基克认为，在克罗地亚属于南联盟时候，足球曾是种族、政治倾向和自我的 一种表现。当时，不少人觉得克罗地亚闹独立的导火索，是1990年萨格勒布(Zagreb)迪纳摩队和贝尔格莱德红星 队的一场足球比赛。那场球赛刚开始，两边球迷就在看台和球场上闹起了冲突。克罗地亚对南联盟的不满情绪，在这次事件中 爆发。连球员也无法置身事外，踢中场的泽凡尼米尔·博班(ZvonimirBoban)救起一名被警察打到在地的迪纳 摩球迷，在当时成为英雄人物。

　　克罗地亚在1992年独立并获得国际承认，但1998年的世界杯无疑是对这个国家另一种形式的肯定。当时，战 胜德国队的克罗地亚举国欢庆。在萨格勒布，城市广场上架起大屏幕电视，供民众观赏克罗地亚与荷兰的争夺季军赛。当获得 世界杯第三名的佳绩后，一些克罗地亚球迷泣不成声，这个国家而后举行了自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微妙的国家工具

　　有时，足球可以团结一个国家，科特迪瓦就是一例。

　　在过去6年中，科特迪瓦以南部势力为主的政府煽动民众对外来移民和穆斯林的仇恨，但这个国家最好的足球运动员 却都来自穆斯林或移民家庭，国家队就成了这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当科特迪瓦有资格去德国踢世界杯时，首都阿比让举行了大 狂欢。游行活动进入尾声时，科特迪瓦足球联盟向总统洛朗·巴博提出请求：“球员们希望您明白，他们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 我们分裂的国家恢复统一。希望这次胜利是科特迪瓦和平的催化剂，为冲突画上句号，让人民团结起来。”之后，街头派对又 持续了一整天。

　　巴博总统竭尽所能满足国家队的要求。他表示将让国家焕然一新，并授予每个球员相当于爵士地位的头衔和一座豪华 别墅。但在总统官邸举行的庆功会上，国家队的法国籍主教练亨利·米歇儿(HenriMichel)并未出席。他尴尬的 身份使人容易联想到科特迪瓦的殖民史。事实上，国家队的一线球员很多是常规赛季在法国踢球，不少还在法国住了大半辈子 。英国切尔西队的迪迪埃·德罗巴(DidierDrogba)5岁就离开科特迪瓦去法国和舅舅一起住，童年是看电视上 的欧洲足球比赛度过的。

　　虽然希望国家队取得好成绩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有时足球也会被掺入肮脏的因素。科特迪瓦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再度败 给喀麦隆时，民众认为这支队伍晋级无望。虽然德罗巴在比赛中射进两球，表现优异，但也受到恐吓和球迷的恶毒攻击。2000 年，刚刚发动科特迪瓦历史上首次军事政变的罗伯特·盖伊(RobertGuei)将军下令拘留国家队2天，以此惩罚他 们在非洲杯首轮比赛就被淘汰的糟糕表现。他没收球员的护照和手机，公开谴责他们，并要求球员学些军事纪律：“你们不该 丢我们的脸。”

　　有时，足球和政治以及社会变革如同鸡尾酒一般掺和在一起。伊朗就是一例。

　　2001年，数千伊朗青年云集在德黑兰街头为国家队大喜大悲。这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规 模骚乱。政府出动安全部队用警棍殴打人群，逮捕数百人。但渐渐地，伊朗当局意识到这种庆祝活动对安全没有实质性威胁。 2001年秋，德黑兰的自由广场出现了一个粉色和黄色的12层胜利

　　3年前，当西琳·艾巴迪(ShirinEbadi)获得诺贝尔奖时，数百个NGO妇女组织上街游行，许多大学 生也志愿宣讲家庭暴力和妇女合法权利。但如今，伊朗妇女的这种激情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对足球的狂热，而这也成为她 们向当局争取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工具。

　　2005年6月，当伊朗和巴林在伊朗“自由体育场”比赛前，约100名妇女堵在入口，高呼：“自由是我的权利 ，伊朗是我的国家。”她们和警察发生冲突，口号持续喊了5个小时。在现场观看足球的温和派总统哈塔米最后妥协，让其中 50名妇女进场观看下半场比赛。这是1979年以来伊朗妇女第一次进入体育场。

　　虽然如今的内贾德总统风格强硬，但他对于伊朗妇女这一巨大投票人群也相当重视。今年4月，当伊朗核危机不断升 级时，内贾德出人意料地默许妇女观看球赛。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伊朗圣城库姆(Qum)的6位阿亚图拉(什叶派宗教领袖) 反对，其中一位甚至签发“法特瓦”(伊斯兰教法学判决)，表示禁止妇女观看男性裸露的双腿，禁止妇女和男子一起观赛。 而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否决了内贾德的决定。但内贾德已经赢得妇女的支持。

　　被足球照亮的角落

　　足球似乎还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2001年，梅尔·扬(MelYoung)和他人创立了“无家可归者世界杯”(HomelessWorldCup) 。让无家可归者(通常是吸毒者)在比赛中建立自尊。英国的基督救助会(ChristianAid)在塞拉利昂让男孩女 孩参加足球比赛，借此建立女孩自信。

　　伦敦的慈善机构“活蹦乱跳”(AliveandKicking)，则运用足球在肯尼亚青年中传播防艾知识。这 一非政府组织在把印有“玩得安全”和红丝带足球发放到各大学校和俱乐部，希望孩子们在踢球时联想到适当、健康和安全的 性行为。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了解什么是病毒，它如何传播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足球也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非洲这片不发达的大陆。

　　由于现在的欧洲青少年更享受室内活动，成为“屏幕奴隶”，越来越不愿到室外活动。德

　　上世纪90年代，数十位青少年离开加纳、尼日利亚等非洲足球强国而去欧洲踢球，很多在法国和比利时效力。这些 孩子的结局都不令人满意，很多在小球队工作，甚至没钱买机票回家。球王贝利把这种状况成为“新型奴隶贩卖”。

　　对此，国际足联(FIFA)加强对球员在国家间流动的管理，规定必须年满18周岁才能出国踢球；年轻球员必须 和父母迁往同一个国家；在欧洲踢球时必须得到相应教育。即便如此，非洲足球人才流失现象日益严重。今年1月在非洲国家 杯比赛期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教练克劳德·里罗伊(ClaudeLeRoy)就在球员下榻酒店的电梯旁安排了两个保安 ，防止发达国家的足球经纪人接触他的年轻球员。

　　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大的足球俱乐部在非洲建立足球训练学校来寻找“明日之星”。许多法国球队在喀麦隆、科特迪 瓦、塞内加尔等前殖民地寻找如同迪迪埃·德罗巴和塞缪尔·埃托奥(SamuelEto＇o)这样的球星，前者来自科特 迪瓦，如今效力于英国切尔西球队，后者来自塞内加尔，如今效力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球队。即便和非洲关系很少的荷兰也是如 此。飞燕诺(Feyenoord)1999年在加纳建立足球学校，阿贾克斯在南非开普敦拥有一支球队，作为在非洲的基 地。

　　1977年，贝利自信地表示：非洲国家将在千禧年之前赢得世界杯冠军，如今他把这个期限推迟到2010年。但 他只说对了一半。非洲的确有一流球员，但没有长盛的球队。南非的奎因顿·福琼(QuintonFortune)如今效 力于英国

　　FIFA主席塞普·布拉特(SeppBlatter)希望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能推动非洲发展。事实上 ，南非的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是撒哈拉以南国家中最好的，但它仍需要发展经济，为世界杯做好准备工作，如建设从约翰内斯 堡到比勒陀利亚的铁路和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2010世界杯属于整个非洲，不仅仅是南方一角”。希望布拉特的这句话 对于足球基础设施还十分落后的非洲而言不算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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