踞于晨边高地之上的哥伦比亚大学，假如真正是一所“山上的大学”，或许它比任何其他机构都更有资格和理由将它所背倚的“山上的城”的历史和真相揭示出来。
撰稿／宋明炜
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校区。这是曼哈顿岛上我最熟
悉的地方，也是我心目中纽约城最干净、明亮的地方。校园里清一色是仿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式的建筑。20世纪60年代，贝聿铭曾为哥伦比亚大学设计外表为玻璃幕墙的双子大厦，但被全校师生一致否决，谢天谢地没有修建，哥伦比亚的主校区因此保持了整齐、统一的古典建筑风格。
如今，晨边高地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岛上，看起来并没有“高地”的巍峨。但当哥伦比亚大学在19世纪末第三次扩校北迁至此时，校长塞斯·娄看中这个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的小山丘，除了试图让学校远离纽约城的浮华世界之外，实际上还别有一番用意：美国理想中的国家形象是山上的城(a city on a hill)，而位于美国最大都市正中一座山丘上的大学(the university on a hill)，正体现了那传统的、精英主义的文化理想。虽然“山上的城”典故原出自《新约》，但塞斯·娄也有意借用雅典卫城的形象，指称此地为“纽约卫城”，于是为之增添了一层显著的希腊色彩。
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山上的大学”而具有的政治与文化抱负，使之永远不会变成真正远离尘世的象牙塔。尽管哥伦比亚已经孕育出了73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但它更加引人瞩目的业绩，却可能是其教员介入罗斯福新政、推动美国社会的民主改革，以及60年代哥伦比亚版的“文化革命”。哥伦比亚的多位著名文科教授，从杜威到特里林到萨伊德，都在学院以外的广泛社会空间中尽到了文化批评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而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每年亲手颁发的普利策奖金，也似乎总是学院与政治的融合。
但哥伦比亚被比作希腊式的“卫城”，在对激进声浪的抵抗中，它也渐渐成为了传统人文主义的堡垒。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爆发过大规模学生运动，也出现过嬉皮士的垮掉一代，但它在体制上有十分保守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哥伦比亚是当代唯一拒绝“革”掉西方经典文化之“命”的美国大学：它仍保持以“西方经典”为基本内容的人文学基础课程，作为无论文理专业所有本科生必修之课。这在当代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的挑战之下不断引起争议，但学校依旧我行我素，实际上哥伦比亚已是唯一仍在坚持继续开设这种“过于传统”的必修课程的大学。
但辩护者也可以说，永远让年轻人直面传统，才可以培养真正的批判精神，而脱离了传统的批判，是没有基础的激进主义。这种观点来自于强烈捍卫西方伟大传统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特里林。他曾经设想过健全的人格是能够将对立面包容在自身之内的自我，这种理想导致特里林往往去担当与时代精神唱对台戏的人，特别是在60年代，特里林自觉地扮演起了美国社会中“对立自我”的角色。自那时以来，多元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为美国政治文化提供了无限扩展的自由空间，但像特里林这样的哥伦比亚教授认为，当这种自由的多元主义由于丧失“对立自我”而趋于简单化时，它就已经失去了严肃性和健全性，成为一种失重的文化。而在特里林看来，恰恰是伟大的西方文化传统始终在强调如何去培养“对立自我”的健全人格。哥伦比亚大学至今仍旧没有背叛特里林的精神遗产。
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的顶上，以将近一人高的巨大尺寸刻写着从荷马到维吉尔一系列希腊、罗马经典作家的名字。对于在图书馆门前草坪上晒太阳、玩耍的大学生来说，这些名字或许可以视而不见，但这些名字作为“文化资本”却构筑了我们生活世界的道德与政治基础。从里根到小布什的多位美国总统都仍在强调美国是一座为世界所瞩目的“山上的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依旧来自于那些巨大的、人们却经常视而不见的人物。踞于晨边高地之上的哥伦比亚大学，假如真正是一所“山上的大学”，或许它比任何其他机构都更有资格和理由将它所背倚的“山上的城”的历史和真相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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