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凌晨2时许，小悦悦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可怜的孩子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反思是：如何杜绝此类灭绝人伦的惨剧重演？对此，有人提出应当将“见死不救”入罪。“见死不救”应不应该入罪？即便入罪，就能根绝惨剧的发生吗？
《法国刑法典》：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加拿大安大略省《见义勇为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详细]
查《刑法》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对于交通肇 事逃逸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在小悦悦，居然有两辆车先后蹍过，两个司机都不停下车施救，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逸，将“见死不救”入罪，就能解决路人见死不救的问题吗？[详细]
见死不救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律的问题。毕竟见死不救这一行为固然不善，但不是恶(是善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至少它没有侵害他人的任何权利。法律是一种由国家垄断并施行的合法暴力，每一项法律条款都经由国家制定，以约束人们行为，带有不得违抗性。一旦违反，根据社会“等利害交换”原则，你施加他人几多害，国家便用这合法的暴力同等程度地反施于你。[详细]
“见死不救”在法理上对应的概念是“不作为”。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的危害 后果的行为。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当事人应该负法律责任。因此，应从不作为行为的主体出发，区别对 待“见死不救”。第一种，是负特定义务的公职人员，比如警察，他们对公民生命的漠视，本身就是一种赎职，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第二种是不负特定义务的国家公职人 员，比如公务员，他们“能救而不救”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公信力，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第三，是专业救助机构如医院、医护人员等，救死扶伤是其天职，他 们的“见死不救”行为，也应负法律责任；[详细]
至于见死不救立法，是不是对如今这种麻木风气的釜底抽薪之计，值得探讨。从根本上说，天使的归天使，撒旦的归撒旦，用法律来管制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 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混乱。但是，在道德已经没有底线、丑恶没有止境的时候，法律“越俎代庖”似乎又成了唯一可以寄望的方式。[详细]
诚然，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但当现有的道德体系已不足以引导社会向“善”时，法律就不能继续旁观，特别是作为公信力代表的政府规章制度。倘若见死不救是出自于自保的不安全感，害怕救人有可能带来麻烦，那么如何在制度上给见义勇为者卸下心理的负担，免却事后的可能麻烦，法律当有个明确的引导。[详细]
我们的社会规范、单位规章，能不能摆脱含糊的道德宣示，在具体政策、法律保障、救济措施上做出制度性的承诺？我们不忍看一些道德楷模，为了善心代人受过，为了助人背负债务。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不全是为道德活着，因为，他们身后还有家人，还有后顾之忧。因此，我们盼望，有更多的“撑腰体”豪言面世，有更多的“道德靠山”站在每个人的身后。[详细]
赞同者认为道德难以自救，只能寄望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否定者坚持认为，法律不能插手道德的事，否则就会挤压自由空间。两派观点尽管殊异，但各有其理。目前正值社会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以什么样的制度性建设来防止道德滑坡，是躲不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