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调查》－－调查福冈劳工诉讼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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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7月11日17:07 CCTV-新闻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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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65年前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今一些战争的受害者为了讨回公道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今年4月26日，15名当年被强征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在日本福冈地方法院的劳工诉讼案中一审胜诉，而在此之前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绝大多都以败诉告终。那么当年这些中国劳工是如何被抓到日本去的呢？他们在日本遭受了怎样的非人待遇？福冈劳工案的胜诉对今后对日索赔诉讼又意味着什么？
【调查者】
制片人： 关海鹰 赛 纳 张 洁
编 导： 徐 慨
出镜记者： 董 倩
摄 像： 陈 强 王 忠 新 孔 笙 李 雪
录 音： 李宏卫
解 说： 姚宇军
统 筹： 赵冬苓 侯鸿亮 杨 郑 杜晓静
制 作： 郑曼茜
制 片： 姚志萍 魏安泰
监 制： 李 挺 庄殿君
总监制： 孙玉胜
【播出时间】
首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2年7月6日 （星期六）21:15－21:55
重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2年7月7日（星期日）18:20－19:00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2年7月11日（星期四）16:20－17:00
【调查对象】
中国劳工幸存者 刘 千
中国劳工幸存者 张五奎
中国劳工幸存者 杜宗仁
中国劳工幸存者 卢 勤
劳工案代理日本律师 小野寺利孝
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 康 健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朱春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 李宗远
【调查过程】
一、背井离乡
河北省涞水县北义安镇聂村的刘千老人是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之一。虽然他今年已经80岁了，但59年前的那段往事却是他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刘千：够59年了，回来呆着也没事，也是翻来覆去地，也是有的时候回忆过去的事。
记者：当时你是怎么被日本人抓走的。
刘千：就是村里的那个伪保长说，明天叫你上涞水，上县政府当夫去，上县政府集合。都上县政府去了就把你扣留了，就不叫你走了，看上你了。看着人够了，就轰着上车站，装到火车里就锁上了，锁上一直就拉到塘沽。
记者：您是哪年被抓走的？
刘千：1944年。
记者：那时候您多大？
刘千：22岁。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芦沟桥事变为借口向中国的华北地区展开了全面进攻，继而轰炸上海，占领南京，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随着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为此，日本天皇多次颁布法令，进行“连根拔”式的劳务动员，把大量的日本妇女和儿童安置在工厂充当劳动力。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青壮年被大量投入到侵略战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为了确保军国主义侵略战车的能量、维持侵略战争时期的日本经济，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华人劳务者内地迁入案》的决议，决定强制押送中国劳工到日本劳动。
在这些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当中除了一部分战俘，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日军和汪伪政权用强行抓捕和欺骗招募的方式把他们带到劳工集中营强制关押。
记者采访了河北省徐水县的张五奎，他今年76岁。1943年，他16岁的时候被抓到日本去做了两年劳工。
张五奎：这两个人就这么绑上了，怕你跑了。绑胳膊，胳膊挎着胳膊这么绑着。两边的伪警察和日本人端着刺刀，送到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徐水车站，就装上火车了。
记者： 当时那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年龄啊？
张五奎：年龄也有20多岁、30多岁，反正正当年的吧。我们是最小的，那杜宗仁就是14被抓去的。
杜宗仁，73岁，河北省涞水县人，1944年他被抓到日本去当了19个月的劳工。
杜宗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什么年头回来，还回得来吗，就琢磨着回不来了。
二、拿人不当人
当年日军用火车把一部分中国劳工押送到山东青岛的大港火车站，然后把他们带上去日本的轮船。
当年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强征到了日本，至今仍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统计数字。日本外务省曾在1946年做过一次调查，据《外务省报告书》的保守统计，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本共强征中国劳工38935人。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他们被强制押送到塘沽、青岛、大连等地的劳工集中营关押，然后被塞进货轮船舱里带往日本。由于货轮船舱里装满了从中国掠夺来的煤炭、盐和矿石，却常常缺乏充足的粮食、淡水和药品，所以仅在押运途中就有812名中国劳工死亡，而侥幸活下来的中国劳工又将面临怎样的遭遇呢？
记者：你是干什么活？
杜宗仁：挖煤、打眼、炮崩。守在那里来回地做着。
记者：您被分配到什么地方？
张五奎：就是三井矿业所呗。有日本人领着你作业。叫你学，学了三天。三天以后，就直接就下窑了。
张五奎、杜宗仁和刘千都被分配在日本九州岛福冈县的三井公司煤矿里进行劳动，其中杜宗仁和刘千分在三井三池宫浦坑，张五奎分在三井三池万田坑。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记录，中国劳工到达日本后被分配到35个企业共计135个作业所，分别在矿山、建筑工地、码头和造船厂强迫劳动。
记者：合计一下，一天要干多少个小时？
张五奎：12个小时还多吧。
记者：每天都是这样吗？
张五奎：每天都是这样。
记者：那如果他干不动了，或者他身体有毛病了。
张五奎：身体有毛病了，他有个法，不叫你吃饭，他说饿着就好了。
记者：吃的是什么？
杜宗仁：二指、两个刀切卷子。
记者：一个人可以吃多少呀？
杜宗仁：两个，二指一个，两个。这一天的吃，一顿也吃不饱。
记者：大爷，你们在井下劳动的时候，穿的是什么？
刘千：不穿衣裳，都是有那么一个兜裆布儿，那么一条布兜着，光着屁股，什么也不穿，不穿衣裳。
记者：日本人不给你们衣服穿？
刘千：不给衣服。
在三井公司田川煤矿当年的电影资料中，穿着工作服在井下劳动的是日本矿工；从三井公司三池煤矿当年的电影资料中，可以看到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光着身子挖煤。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了中国劳工在日本矿井里劳动的真实场景，它也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当时的活动影像。
记者：同一块干活的还有日本矿工啊？
张五奎：没有日本的哪行啦？日本的得领着你干活。
记者：那么这个日本工头如果想叫你们的话，怎么称呼你们呢？
张五奎：我们都有号码的。他不称呼名字，我是208号，就是208号(日语)。
记者：你要记住多少工具的名称啊？
杜宗仁：镐头(日语)、铁锨(日语)、斧子(日语)、锯子(日语)，记得(不清楚了)，都忘了。
记者：那您要是记不住这些名称的话，会怎么样呢？
杜宗仁：就是挨打呗。
记者：日本人欺负你们吗？打你们吗？
刘千：唉！别说这个了，一天要不挨打，今儿回来还得说笑话，今儿个可捞着了，遇上个好人，今儿个没挨打。天天挨打，拿着，他不管什么都打，拿着铁锹也打，拿着杠子也打。摸着什么，他就抄什么打。
记者：大爷，你挨过打没有？
刘千：啊呀，我挨过打，我挨打得多了。我这个腿就是叫日本人给我砍折了。
记者：怎么回事啊？
刘千：怎么回事？老是猫着腰干，那么腰一疼，就慢一点。他看着慢，他有气了，我那儿干活呢，他在那儿看见了，上去就一斧子，一斧子把我的大腿就给我砍折了，砍折了我就躺在那儿了，躺在那儿了，腿就不管事了，转哪，就转不过来，血就流出来。我们的四个工友，就把我给弄回宿舍去了。
记者：没有去医院，回的是宿舍呀？
刘千：还上医院？死了算个屁，死了还不如捏个臭虫呢，还想上医院？别提医院了。
记者：那你的腿被砍得这么厉害，怎么办呢？
刘千：怎么办？谁管呀，没人管你。拿人不当人。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刘千的右腿腿骨错位，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右腿一直不能弯曲。刘千直到30多岁仍然打着光棍，一年多的劳工经历让他一辈子都生活在残疾的阴影里。这是刘千老人2001年拍的X光片，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被日本监工砍断的右腿畸形愈合后留下的痕迹。
河北省涞水县的卢勤也是当年被抓到日本福冈的中国劳工，今年76岁，他患了脑血栓、语言表达受到了影响，但得知我们在做有关劳工的采访时，他还是坚持着为我们唱起了当年劳工们自编自写的《劳工歌》。
卢勤：叹哉！华工真可怜。离家一二年，不能把家还。父母想，妻子盼，何日得团圆。疾病无人问，何人把药煎，每日生活作好似牛马生活一样般。
刘千：一个姓商的，一个姓季的。一说下煤窑，一说上班，都脑仁疼啊，没办法呀！自己把自己的手指头都剁了去自杀。我绝对不自杀，我自己要坚持，我盼着，究竟盼到哪一天，我知道日本长不了了。
三、没想到还能回来
1945年8月14日，陷入战争泥潭的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由盟军接管后陆续被遣返回国。
记者：当时您是怎么从日本回来的？
刘千：回来坐的轮船，那是美国的轮船，一回去，朝那边去是日本投降的军队，赶回来拉的是
劳工。下火车，我在车站上遇上我们村的一个人，给我家里捎了个信去。家里把我接家去。
记者：家里父母还在？
刘千：在。
记者：他们可能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刘千：没想到。
劳工幸存者回到了国内，但还有数千名中国劳工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统计，当年有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占劳工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另有467名劳工身患残疾，其中有近一半人双目失明。
刘千、张五奎、杜宗仁等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日本当劳工的遭遇给他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羞辱。八十年代后期，当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这些中国劳工就一直想着要去跟日本政府和企业要个说法。
张五奎：我们凡是活着的幸存者都有这么种想法。
记者：什么想法？
张五奎：就想着向日本人讨回公道。
四、向加害者讨回公道
2000年5月10日，刘千、张五奎、杜宗仁、卢勤等15名当年被强征到日本福冈的中国劳工幸存者终于在福冈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公司公开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福冈劳工代表张宝恒还亲自去法院递交了诉状。帮助他们打这场官司的是一群日本律师。
记者采访了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先生，他今年61岁，在日本做了37年律师。1994年5月，他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后受到极大震动，在日本发动了300多名律师组成“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并担任干事长。从1995年开始无偿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由他们代理的16起诉讼案中，包括了“慰安妇”、“731、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以及平顶山屠杀”幸存者诉讼案、李秀英名誉权案、刘连仁案和中国劳工集体诉讼案等。
记者：你们是日本律师，但你们同时也是日本人。为什么你们要替中国人打这场官司？
小野寺利孝：有几个理由。一个是中国人的人权在日本受到了侵害，作为关注人权问题的律师，应该对这种侵害行为进行斗争。另一个是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15年的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认真承担。这是日本人的责任。
记者：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您了解到在二战时候日本政府和一些您的前辈们所犯下的这些罪行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一种负罪感。那么如果有的话，这种负罪感是不是你可以今天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一个原因呢？
小野寺利孝：坦率地说，听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讲述，我心里特别痛苦，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我自己好像也是加害者一样，从意识上产生了负罪感，产生了必须向他们谢罪的愿望，这样的体验在我的职业律师生涯里还是第一次。虽然是自己的父辈犯下的战争罪行，但进行补偿却是我自己这一代人必须做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能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子。这是我进行这个斗争的一个最大的动机，一个主要的动机。如果没有负罪感，不可能和这些受害者一起，为实现他们的要求而进行斗争。
目前，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共提起了二十多起索赔诉讼案，其中，“731、南京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山西慰安妇案以及平顶山屠杀案均在一审败诉，在福冈劳工诉讼案之前，只有刘连仁劳工案一审取得胜诉，但其判决赔偿的部分也只局限于战后日本政府的救助不力，对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实施的侵害行为，日本法庭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要求。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福冈劳工诉讼案想要追究日本政府和企业在战争期间强征劳工的责任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
康健是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从1995年开始一直义务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法律帮助，她与日本律师团合作在中国调查、取证，同时以辅佐人的身份去日本出庭，是福冈诉讼案原告的中方代理人。
康健：2000年的5月10号立案，2002年的4月26号判决，这期间开了15次庭。
记者：这个频率？
康健：非常快的。在全国各个法院立案的案件中，这是最快的。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康健：因为这是一个好像挺少壮派的那么一个法官似的，他认为这个以前都是判败诉，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判败诉。他就想赶快原告陈述，完了就完了，想速战速决。但是作为律师团呢，他们的策略就是什么呢，让他一次老是不能完。每次给你留一个话题，所以开了几次庭，开了几次以后，这个法官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让他感觉到速战速决要是败了以后也可能不好交代吧，他每次也是很认真的了。
记者：你们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有哪些部分？
康健：首先是外务省的报告书，另外就是它的《内阁会议决定》，就是强掳中国劳工，在1942年的时候吧，做出那个决定。另外呢，就是事业所的，就是三井矿山它们的报告书，向外务省提的报告书。另外还有三井矿山的人站出来作证的，另外就是我们这边的受害者的事实。主要就是这些。
记者：刚才您提到的外务省报告书，还有三井公司给外务省提供的这个报告书，得来很困难，是吧？
康健：是。这个报告书是被湮没了几十年了，到90年代才浮出水面的。
日本战败后，为了应付同盟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日本外务省管理局对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在1946年夏季整理成外务省报告书，一共只制作了30套并作为极密文件保管，随着五十年代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跟日本的关系由打击变成拉拢，最终使日本逃脱了劳工问题的审判，1950年，日本外务省决定把30套外务省报告书及35个企业、135个作业所提供的基础资料全部烧掉。但是参与制作外务省报告书的几名调查员，悄悄地把其中的一套送到东京华侨总会保存。此后，日本政府一直以没有证明资料为借口否认强征劳工的历史。
直到1993年，东京华侨总会才将这份世间仅存的外务省报告书对媒体公开，日本政府被迫承认外务省报告书的存在和当年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从此，《外务省报告书》就成了中国劳工状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这次福冈劳工诉讼案的15名原告当时登记的姓名，都能在《外务省报告书》附件中的三井公司劳工名单里查到。
在开庭之前，日本律师团的律师多次深入到河北农村向福冈劳工诉讼案的当事人逐一进行调查取证，了解受害事实。
为了能让日本国民、日本媒体和法院的法官们了解受害人的感受，日本律师团还在庭审期间让刘千等劳工幸存者亲自到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向法庭陈述。
刘千：我在法庭里我就说，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杀人的要偿命，欠账的要还钱。我说你们日本人欠下我们中国的血汗钱哪，你们上辈欠我们的债，你们下辈、你们有责任得还。我说当时我们要有人权，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把我腿砍折了，我也不要。金山是死的，吃不得、喝不得。我这个腿，我有这个腿我哪儿都能去，金山我都不换。(法官)叫我坐着，我坐不了。我就站起来说，越说我越有气。
康健：你就别看日本政府那些官员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好像表现得那么虔诚。可他们的代理人在法庭上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屑一顾，根本不承认，而且认为它就毫无责任，就这样的。记者：在第15次开庭之后，法院通知你们，接下来的这次开庭是一审判决，是这样吗？
康健：是这样的。
记者：这个等待的时间有多长？
康健：一般都是三、四个月吧。
记者：这段时间您在想什么，结审嘛，无非就是胜。
康健：对。
记者：或者败。
康健：我当时，我们觉得有可能，可能还要败。但是彻底地败也不太可能。能赔偿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能把他们责任认定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底。
五、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福冈劳工诉讼案在经过近两年的审理后，定于2002年4月26日一审宣判，在宣判前一天，张五奎、杜宗仁作为福冈劳工的代表在康健陪同下专程从北京赶到福冈出席宣判，这是两位古稀老人平生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张五奎：二次“访日”，那次也是“访日”，它没邀你访日。
到达福冈后，张五奎和杜宗仁立即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们介绍自己当年在福冈当劳工的亲身经历。
杜宗仁：挨打还得立正，这是你们这儿的规矩，挨打还得立正。
当地记者：明天就要判决了，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张五奎：胜利最好，判得不公还得上告，坚决斗争到底。
2002年4月26日下午，福冈劳工诉讼案在福冈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康健：我们是很认真地来出席这次宣判，你这个宣判你要面对中国人，将做出什么宣判。要让法官要有感受，要让被告也要有这个感受，这次宣判我们是很认真去的。
当天下午1点10分，福冈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三井矿山公司向原告每人支付11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70万元），驳回原告对三井公司的其他要求，驳回原告对日本政府的所有要求。至此，福冈劳工诉讼案部分胜诉。当张五奎、杜宗仁、康健和日本律师团走出福冈地方法院的时候，等候在门外的福冈市民热烈鼓掌向他们表示祝贺。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和福冈市民集会上，张五奎向中日律师以及福冈的媒体和市民表示了感谢。
张五奎：我代表我们这个死去的劳工，还有幸存着的，也代表他们感谢你们。离不开日本律师团的先生们努力，也离不开我们中国律师团的努力。最大的努力是我们日本人民拿出正义感来支持我们，最后祝愿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下去。
张五奎向《新闻调查》记者介绍了日本之行的感受。
张五奎：市民大会要求叫我讲话，我说这次来呀，是天地之别。有记者问“怎么个天地之别？”我说这个头一次来是刺刀押着来的，这一次来，我坐飞机来的。这不天地之别嘛？日本再拿老眼光看中国，那是不可能的。
六、我们胜在哪里？
记者：在您认为，这个案子胜在哪里了？
康健：在认定事实方面更扩大了，它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和企业共同策划、共同实施了这种强掳中国劳工的这种行为。第二点呢，它确认了三井矿山承担的是战争期间不法行为的责任，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比刘连仁的案件又往前迈一步。还有突破点就是，它首次地非常明确地确认了，不能认为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时签订的中日共同声明，使中国公民个人也放弃了索赔权。
在1972年中日政府签署的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虽然这一声明放弃的只是政府间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战争受害者仍然有权以个人名义要求战争赔偿，但日本法院却常常以此为由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起诉，而福冈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首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个人索赔权。
记者：福冈的这次胜诉，会给以后的这一系列的官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康健：因为紧接着东京的就该判了，今年年底北海道的又该结审了，7月份京都的也该结审了。
记者：您讲的这些都是劳工的案件？
康健：都是劳工的案件，都该结审了。他们如果再说你这个《中日联合声明》，个人无权起诉
这块，那么这个，你这一个国家法律理解差距也太大了。再有一个就是，如果再说时效超过了，不承认战争期间的责任，它也就没理由了。
记者：我想知道这次一审判决结果，这种只赔偿不谢罪的判决结果，您怎么理解？
康健：这一点我也反问他们，我说：你们作为日本人，现在来看，我认为是很有礼貌的。走到路上碰一下，都要马上说对不起。你那时候对中国受害者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创伤，连个对不起都不说，你说得过去吗？那你现在走路碰一下的这种对不起，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日本民众对于一审胜诉支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想知道，在日本民众中支持的比率占到了多少？
小野寺利孝：支持的未必是多数。右翼分子攻击我们说：你们还是日本人吗？他们写恐吓信，阻止我们进行斗争。
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朱春立，她是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从1997年开始义务为日本律师团承担翻译工作。她曾在日本工作6年，对右翼势力在日本的影响深有体会。
朱春立：有些右翼的典型的书，它受到几乎所有(日本)大企业的支持。很多企业它就是可以拿企业的钱买这个书，然后到处去发送。
朱春立：比如有这样一本书很典型，叫做《战争论》。这本书很多人读，为什么？你看，它是一本漫画书。据说呢，已经销售了上百万册。这本书是98年7月10号第一次出版的。在我买这本书的时候，2001年9月5日的时候，它已经是第35次印刷了。这本书疯狂地鼓吹疯狂地吹捧“大东亚圣战”，说南京屠杀是虚幻的，不存在的。鼓吹在所谓“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的这种精神，这种“为公牺牲自己”的精神。如果年轻人都读这样的书的话，那么他如何看待历史，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就今天的日本人对劳工问题的了解，记者也采访张五奎。
记者：你到日本这几天，你接触的这些人里面，你有没有了解到，他们是不是知道中国劳工在日本曾经劳动过这段历史。
张五奎：青年、20多岁，这些人一概都不知道。我说，按说你们国家太卑鄙了，它隐瞒真相。
福冈劳工案一审宣判之后，原告立即提起上诉，要求被告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不仅要赔偿，而且要谢罪。被告三井公司也提起了上诉，4月30日，张五奎、杜宗仁和日本律师团到东京的三井公司总部进行交涉，三井公司召开了高层会议，尽管有大量的投资在中国，他们仍然作出了一不赔偿、二不谢罪、三不和解的决定。
记者：那么您对二审的预测是什么？
小野寺利孝：在一审阶段认定了的事实，在二审中同样会被维持。三井公司上诉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自己当年是根据国家的命令做的，所以国家也应该承担责任。我估计我们在二审中对三井公司可以取胜，问题在于能否追究国家的责任、要求国家作出赔偿。不过，我坚信，正义和公平的理念是关系到法律和诉讼的根本理念，践踏正义和公平的法律和诉讼绝对是错误的法律和诉讼，而错误的法律和诉讼肯定要被纠正，这是历史的经验。
记者：你们律师团想达到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小野寺利孝：对于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战争受害者，日本政府制定明确的补偿政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通过一系列诉讼斗争来促进和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像德国那样为了解决劳工问题设立劳工基金，最后制定“战争受害补偿法”，通过立法来整体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如果日本不像德国那样，对周围国家的战争受害者进行真诚的谢罪和补偿，日本是不能得到信赖的，日本没有生存之路。
记者随后采访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部主任李宗远，1999年开始主持中国劳工幸存者的寻找和调查工作。
李宗远：日本人他把他的战争罪犯，悄悄地放在靖国神社里，作为神来供奉。而德国呢？却把那些纳粹的分子尽可能地绳之于法。德国，它在欧洲现在能和其他一些受害国，能够和平地相处。而日本，却至今让亚洲一些邻国很不信任。现在日本国内，就历史问题出现了一股逆流，也就是否认侵略战争、美化侵略战争，这样一股翻案之风。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恰恰反映了我们和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斗争的一个艰难性，也是我们这条路的坎坷所在。
张五奎：叫日本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向中国人民道歉。三井公司也好，我们这些劳工、受害者必须要(向我们)道歉，还要得到经济的赔偿。
刘千：我希望、盼着，我有那一天，还等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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