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曙明

　　10月22日《内蒙古晨报》报道，10月14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内蒙古《鄂尔多斯广播电视报》记者郝建军被报社辞退。一个同事交口称赞“业务能力出色、爱岗敬业”，被访对象众口一词“为人正直”，甚至连辞退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的报社“最辛苦的记者”，流着泪离开了他热爱的岗位。他的突然离去成了报社其他记者心中的一个谜，也成了当地新闻同行心中的一块疙瘩。

　　以郝建军的业务能力、敬业精神和对新闻工作的执著，这次变故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个走向更广阔舞台、开始崭新事业的契机。但是，“契机”的出现，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报社辞退郝建军是否合理的追问———在我看来，这种追问不仅关系到对记者本人的公正，甚至可能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走向。

　　在郝建军的一再追问下，社长讲了报社辞退他的三个理由：一是“朋友来往多，影响其他人正常办公”；二是“衣冠不整，有损电视报社的形象”；最后一个理由是“反面报道有点多”。我认为，前两条理由根本不值一驳，倒是“反面报道有点多”的说法耐人寻味。

　　即使信息闭塞如我，也已经不止一次耳闻同行因为做“反面报道”而被辞退的消息。我不是说记者不能被辞退，也不是说记者不能因为做“反面报道”而被辞退，如果记者在“反面报道”的采访报道过程中，违背新闻纪律，背离职业道德，被辞退就是咎由自取。但是，如果没有违背新闻纪律、职业道德，仅仅因为“做反面报道有点多”而被辞退，就很难认为是正当的。

　　“反面报道”是相对于正面报道而言的。尽管内容不同，但不论正面报道、反面报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社会丑恶的东西少一些，美好的东西多一些。《内蒙古晨报》报道说，郝建军写的大量“反面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对于这样的记者，应该好好嘉奖才是，辞退是哪家的道理？

　　然而从现实看，做“反面报道”的难度，承担的风险，都远非做“正面报道”可比。本人也是记者，一路绿灯和处处碰壁，笑脸相迎和“门难进，脸难看”的强烈对比，让我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报道体会颇深。而记者挨打也是越来越频繁，10月22日新华社消息，该社又有记者在河南采访时遭到殴打。因为采访中的不同“待遇”，不少记者对做“反面报道”有畏难情绪。据说，一些新闻单位为了鼓励记者做“反面报道”，出台有这样的内部规定：“反面报道”一个字折合正面报道三个字。本来，对于《鄂尔多斯广播电视报》来说，有一个搞“反面报道”乐此不疲的郝建军，报社该感到庆幸，哪有往外推的道理？

　　非常遗憾，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反面报道”是抹黑、添乱，对新闻单位的“反面报道”动辄指手画脚。而一些新闻单位内部，领导的心情也矛盾：一方面，读者、观众欢迎“反面报道”，不能丢了“眼球”；另一方面，一旦由于“反面报道”而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当压力来自“上面”的时候，记者又往往被当作“替罪羊”推出来。在这样的现实下，出现记者因为“反面报道有点多”而被辞退的反常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一旦“反面报道有点多”成为记者被辞退的理由，还有哪位记者愿意去做费力不讨好的“反面报道”？对此结果，最高兴的又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