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琪森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文化人的品行道德有失检点，言行举止颇不雅观；在隆重的电影华表奖颁奖会上，一位大牌影星嘴嚼口香糖，甚至连上台颁奖也依然咀嚼不断。一本小说的篇名起得粗俗直露，刺激感官，当有人对该位著名作家提出询问时，作家却火气很大，颇为失态。一个娱乐记者在影星见面会上，竟对香港某男星提问：“你对自己的天下第一美臀感觉如何？”还有某些高等学府的教授称自己带的研究生为“烟酒生”。如此现象，实在是令人颇多感叹。

　　文化人，顾名思义是以文化立人行事，是何等的崇高与神圣。文化人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他自身的精神风貌及言行处事，也就起着典范作用和表率功能。特别是不少文化人一到“著名”级别，就成为一种公众形象和文明标志，即已超越了“个体”的范围，带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的归属。因此，文化人应当认识自己的社会定位、责任和义务，严以律己，慎于言行，自我完善。这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文明程度和人格自重，而且也体现了公共化的群体范式和社会良知。

　　一位伟人曾十分朴素地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的主体和核心，就是摈弃低俗，向往崇高。那个倡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晚年贫病交加，足膑目瞽。当时康生提出要见见他，这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是求之不得的，至少久拖未出的书稿可以藉此问世。但陈公铁骨铮铮，断然拒绝。大师的精神是难以征服、不可收买的，从而为当代文化人留下了一个高贵的背影。高贵，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今，那些为了多拿些版税而不惜降格俗化书名的，为了多捞些稿费而不顾廉耻以身写作的，为了多挣些劳务费而不管影响上台假唱的，为了多扒些票子而不谈责任胡乱编书误人子弟的，当面对先贤的目光时，就不感到汗颜吗？当午夜梦回面对未泯的良知拷问时，就不觉得心虚吗？可不要让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最后的防守而成为一片废墟。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文化人的社会形象和文明建树，并作为一种“修身”与“慎行”的准则为世所重。高贵，是一种人格操守的体现，展示着人的尊严和价值。面对世俗的挑战、金钱的吸引、名利的诱惑、权力的魔杖、美女的挑逗，文化人应该怎样守住人格的底线和操守的准则，这的确是严峻的考验。想当年梅兰芳大师在日寇的威胁、汉奸的捣乱，还有生活的重压、经济的拮据等情况下，依然耐得煎熬，永不妥协，体现了真正高贵和高风亮节。如此的精神资源和典型榜样，我们并不缺乏。高贵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并非难以企及。

　　文化人由于自身的社会影响、知名效应和公众形象等综合因素，使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个人爱好乃至穿着打扮等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公众意味，这并不是说文化人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私人领地，重要的是在社会场合和公共交往中，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塑造和言行传播。当今有一些文化人的生活形态是不很健康的，如精神上的颓废化、行为上的痞子化、言语上的江湖化、作风上的嬉皮化，游戏人生、玩世不恭。因此，有些文化人尽管名气颇大，钞票很多，豪宅别墅，宝马奔驰，披金戴银，流露出的却也不过是暴发户的张扬，生存质量自然也是空虚无聊、低俗苍白的。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应当重视当代某些文化人生存质量的下降、文化素质的滑坡和人格基因的退化。记得霍金教授在《果壳中的宇宙》中曾充满豪情地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名言：“即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多么自信而自尊！尽管他身患疾病，肢体萎缩，语言丧失，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衣着端庄，精神饱满，用电脑回答提问机智幽默，乐观向上，显示了一种高贵的阳光人生。高贵，也是一种生活形态，是人的生存质量的体现。只要达到这个层面，高贵应当会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

　　诚然，提倡高贵，不是倡导去做精神贵族或高人一等。高贵，没有名气大小、财富多少、工作尊卑、地位高下之分。然而，当今一些文化人的那种伪贵族心态和盛气凌人的傲慢举止，也是应当加以纠正克服的。高贵，是一种人生气度，一种生活姿态。陈寅恪、梅兰芳、霍金是高贵的，而烧窑工张思德、掏粪工时传祥、汽车兵雷锋、女护士叶欣等人也同样是高贵的。

　　提倡高贵，也并不仅是对某些文化人而言。高贵的所有权属于全人类。而今我们能旗帜鲜明地提倡高贵，这种现实的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示，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这种倡导提供了精神空间和意义确认。因此，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身体力行，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我们民族的素质，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加快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作者为上海电台文艺频率主任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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