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郭德宏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与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与邓小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推动和指导，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转折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顺利实现。因此，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邓小平对这次会议和历史转折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深切地怀念这位时代伟人和他的丰功伟绩。

　　一、思想基础的奠定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召开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中解放出来。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错误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其标准说法即1977年2月2日两报一刊社论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按照这个方针，拨乱反正就不能顺利进行，冤假错案就不能顺利平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就不能顺利纠正，党和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只能沿着过去那种“左”的道路继续滑行，不可能出现一种广大人民群众所期盼的新的历史性转变。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各项工作处于一种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经验教训，强烈主张尽快地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首先打破僵化的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针对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和做法，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出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①。这样，就在党内最早举起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大旗。胡乔木曾说：“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②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自告奋勇分管受破坏最严重的科学教育工作，大刀阔斧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对教育战线的错误的“两个估计”，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带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强调实事求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推动思想的解放，使“左”的思想束缚逐渐被打破。

　　为了彻底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打破“左”的思想的禁锢，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提出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但是，这篇文章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批评和压制。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明确地给予支持。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就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③7月21日，他在与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告诫不要再对这场大讨论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第二天，他又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9月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进一步阐述了怎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正是在邓小平的坚决支持和号召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充分肯定了这场大讨论，并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又透彻地阐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④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和邓小平这个讲话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得生动活泼，代表们畅所欲言，认真讨论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定，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二、会议主题的倡议者

　　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发展生产力，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最根本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为这一转折的实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6年，党的八大曾经科学地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遗憾的是，这一方针后来没有能坚持下去。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即开始否定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更大讲阶级斗争，后来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还受“左”的思想的束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没有很快扭转过来。在党的十一大上，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但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由于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以下三项议程：⑤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以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②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③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这样开成一次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的转折。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出发，从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的严酷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再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早在1977年下半年军委主要领导人在广州起草军委全体会议文件时，邓小平一开始便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明确地讲，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肯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了。1978年9月他到东北视察工作时，又到处讲这个思想，认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简直是荒谬之极，不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⑤这说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邓小平从1977年下半年就开始酝酿，到1978年9月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

　　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为了使党的工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以前，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于是，华国锋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常委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代表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敞开思想，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提出了尽快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改革开放等等一系列重大建议，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推动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并围绕这个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可以说，正是邓小平关于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倡议，使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使三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三、指导思想的提出者

　　邓小平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提出了会议的主题，还明确提出了会议的指导思想。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因为会议的情况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家的认识就不能统一起来，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于是，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稿子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这次谈话，对讲话的写法和内容更加明确了，基本框架也已确定。12月9日，他再次约见稿子的起草者，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逐字逐句地对稿子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通过这次谈话和修改，稿子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稿子的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由起草者最后对稿子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第一，针对当时还存在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指导方针，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二，针对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情况，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并特别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根据这个思想，全会认真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就把民主法制建设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上来。正因为如此，有的人认为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提出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的方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要求，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是非，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仅仅为了把过去的问题弄清楚？针对当时有的人要把每个细节都弄清楚，要追查责任等要求，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从大处着眼，要有利于安定团结，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此，就要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针，对于保证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安定团结局面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提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方针和艰巨任务。其中提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⑥接着，他谈了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实际上提出了全面进行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开创一条新的建设道路的任务。正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全会研究了当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正是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召开和伟大转折的顺利实现。因此，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的同志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⑦。

　　四、新道路新理论的开创者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曾说过一句话，叫“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把这一句话借用过来形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形容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宣告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和新理论的开创。

　　应该肯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还没有根本扭转过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和口号，都还没有纠正，各项工作是在徘徊中前进。因此，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还只是处在重大转折的酝酿和准备之中。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如上所述，这次全会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决定为“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并增加了新的中央领导成员，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此同时还作出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的决策。这样，就不仅宣布了两年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而且宣布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的结束，从而成为—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集中概括和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大决策。因此，这篇讲话实际上也就成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宣言书。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原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先后照搬过苏联模式，我国也不例外。这种模式是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产生的，便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发挥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的成就。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它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作为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这种模式和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从1956年开始，我们党就发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没道路，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但是，这种正确的探索很快就发生了曲折，不但没有打破苏联模式，还在不少方面作出了错误的发展。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开始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78年9月他在观察黑龙江谈到改革的必要性时就说，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还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就有希望。⑧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明确地提出要从实际出发确定我国四个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并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⑨。当日，邓小平的讲话虽然还没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这条道路的许多重要思想已经提出来了。对于这一点，外国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前苏联学者M·雅科夫列夫在《邓小平政治肖像》一文中即说：由邓小平指导召开的“这次中央全会为中共和中国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和新的政治方针。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⑩。

　　新时期、新道路都需要新理论来指导。这个新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已经开始酝酿。1977年7月他恢复工作以后，理论思考进一步展开。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在概括他此前所作探索和思考的基础上，这一步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理论观点。例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篇讲话对它作了精辟的阐述；又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这篇讲话肯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再如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建设的外部条件，这篇讲话强调要实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1)，并明确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工人农民先富起来这样一个“大政策”，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关于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政治保证等问题，这篇讲话也有所涉及和论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不久，邓小平就在1979年3月30日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可以说，后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这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有所论述或涉及。

　　因此，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作为这次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起了伟大的历史性作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综观上述，邓小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伟大转折的顺利实现，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把这次会议与邓小平的名字联在一起，作为他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9页。

　　②《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14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1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53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册、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再造中华辉煌——邓小平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l页。

　　⑩[苏]《今日亚非》1989年第1期。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152页。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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