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冷　溶

　　一、关于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的探索为基础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进行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的清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邓小平提出的观点、思路、甚至语言，大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而这些就构成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基础。如：“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个现代化”，“三个世界理论”，“两手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等等，都是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邓小平说：“基本点还是那么多”，“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邓小平对毛泽东最大的继承，是恢复了他所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他确定的八大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外，凡是毛泽东正确的地方，邓小平都给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说：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搞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这是毛泽东的最大功绩。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点。

　　从邓小平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的探索最为成功的有两个，一个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和理论，一个是八大前后的探索和八大路线。

　　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借鉴前苏联的经验，提出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他从中国的现实条件出发，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开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新道路；突破了以土地和企业国有化为标志的一举过渡的框框，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等多种形式逐步过渡的新途径。他提出要把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并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政策，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转折。

　　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新方针。在八大上，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科学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在执政党的建设、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正确思想。八大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八大以后，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邓小平后来领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对八大的正确路线的恢复。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9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他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同上，第8卷第10页)毛泽东上述这些思想，对邓小平提出初级阶段理论，有重大启发。邓小平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上，第7卷第439页)“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同上，第7卷第435页)我们看，邓小平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毛泽东的思路乃至语言是多么相似。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同上，第8卷第116页)1964年他提议，正式确定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论述，落实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任务。这里要指出的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要用一百年的时间，这也是毛泽东说的，是他1963年在接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提出来的。这正是邓小平提出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依据。

　　关于改革。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详尽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矛盾的存在，象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他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同上，第8卷第134—135页)毛泽东还说过：“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同上，第351页)现在，我们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动力的理论，是继承了毛泽东的理论。邓小平没有说过改革是“动力”这样的话，只说过关于“精神动力”的话。但是意思与毛泽东一样，改革实际上是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因而就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动力。

　　关于对外开放。毛泽东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上，第7卷第43页)“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同上，第6卷，第340页)“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同上，第6卷第335页)七十年代初，正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我们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有了与西方作生意的可能性，及时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先进设备和技术。这是建国以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成为后来对外开放的先声。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文艺要坚持“双百”方针等许多正确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些“好思想”，为邓小平后来的探索打下了基础。

　　二、关于邓小平同志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关节点问题。

　　1.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很好的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邓小平在领导整顿中，与“四人帮”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涉及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按劳分配，以及科技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改革、开放问题，文化、军事、党建问题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他在这些问题上全力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批判“四人帮”的歪曲和割裂。特别是集中在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这个关键问题上。从《邓小平思想年谱》披露的三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当时思考已经相当深刻：“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页)“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说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嘛”。(同上，第8页)“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同上，第10—11页)这些话表明，邓小平已经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观点与他以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说，邓小平是在江西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新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我认为，真正的深入“重新思考”主要是在1975年。

　　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迫使和引发了他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在新时期具有重大意义、构成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的问题逐渐集中了、明确了，并作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邓小平已经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新的认识。他说：我们从那时起就批判了“穷共产主义”，就试图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开始了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试验。因而，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正确的认识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剧烈碰撞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由胡乔木等领导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在起草所谓“三株大毒草”中，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清理工作，为后来大规模的、彻底、全面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下了一定基础。

　　2.邓小平1978年东北之行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

　　1978年9月13日到20日，邓小平访朝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鞍山、沈阳军区、天津等地，“一路煽风点火”，发表了六次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主要内容：一是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打破思想僵化，要来一个革命，恢复毛泽东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继续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时，更着重从搞现代化建设的角度、从向前看的角度，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强调只有做到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特点。二是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比资本主义更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更快，一定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根本观点。第一次明确提出尽快结束揭批查运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三是提出许多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指出：我国体制，包括机构体制、企业管理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重新考虑。上层建筑非改不可。要加大地方权利，特别是企业的权利。关起门来不行，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讲责任制。企业和生产队都应该搞民主管理。农民要有民主权利。要允许农民搞集体市场、自留地。要真正搞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工资总额、劳动定额要能够突破。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等。

　　邓小平北方之行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初的理论思考，很值得研究，其主要内容后来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如果与十三年后系统阐述这一理论的南方之行谈话联系起来，对照学习，会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认识的更加深刻。

　　3.邓小平是如何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理论界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些历史资料。人们对当时的情况更加清楚了，对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进一步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是怎样、什么时候首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过去并没有公布档案材料，因此众说不一。这次，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可以看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提出，有一个过程。邓小平在1975年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对于这一点，他的心情是很急迫的。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8月他复出不久就说过：“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表示出希望尽快结束政治运动，集中力量搞建设的一贯主张。1978年9月17日，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汇报时提出：搞运动不能没有底，要尽快转入正常工作。并第一次提出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这两段话是《邓小平思想年谱》中正式披露的，(见第35页和82页)。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这样，他从东北回来后才有了“在工会九大上的祝词”，再次讲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至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如何提出这个建议的，由于会议记录至今没有公布，所以不得而知。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据史载，华国锋接受了邓小平的提议，提出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头三天首先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相衔接，华国锋把这一转移解释为一般工作的转换。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的错误，有的人仍持“两个凡是”观点，也有的人不愿意触动毛泽东，怕影响毛泽东的威信。所以，这种解释被许多人所接受。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反映这一转折的真正重大意义，依据这种解释，工作重点也不可能真正转过来。其实，这种具体工作转换的意思，在一年前的党的十一大就是这样说的。显然，要彻底做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关系在这里表现的很清楚：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彻底推倒“两个凡是”，触动“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是从邓小平批驳“两个凡是”开始，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这一讨论已经展开，正在深入。这必然地、深刻地影响了会议。由陈云首先发难，立即赢得许多人积极响应。随着一些由毛泽东作了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等的提出，使人们的思想真正得到了解放，敢于怀疑和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由此得到恢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理论家的胡乔木有勇气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提出质疑，他找出了马恩列斯论述和八大路线，正确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得到参加会议许多同志的赞同。最后，反映在他所起草并被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中。

　　胡乔木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1975年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的中心问题。从邓小平1975年至1978年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正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角度提出的，这是一条与“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这一点，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是后来认识的更加明确、深刻。

　　在什么意义上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是一般工作转换的角度，三中全会的转移就完全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不会具有重大理论意义。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认识出发，下决心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他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始终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新道路的核心内容。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他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出发点。

　　但是，有一个情况很值得研究。从已经发现的材料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从没有批评过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似乎也在回避“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阶级斗争为纲”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呢？有充分理由说明，邓小平一直顾忌在当时情况下是否会损伤毛泽东的形象。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在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他很少直接地具体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另外，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这个契机，“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理论问题，会引起党内极大的争论。理论上的解决不如行动上的直接解决。理论上讨论不清楚的问题，先放一放，等待适当时机。从后来他领导改革看，这正是邓小平一贯的态度。在中央工作会议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下，从政治上到理论上彻底推倒和清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的条件成熟了，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在这次会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最后的讲话中简明地作出结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寥寥数语，了结了这个影响我们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

　　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初期思考和实践。

　　搞四化，发展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改革开放。因此，改革开放是与工作重点转移连在一起思考的，在1975年就提到了。

　　改革问题，在1975年整顿中针对“文革”对生产秩序和规章制度的破坏，首先是恢复的问题。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邓小平就马上提出：苏联的体制并不好，僵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非改不可”。他认为，现有的体制主要问题是把人捆的死死的，基层没有活力。要权利下放，调动基层包括工厂和农村的积极性。一个车间，一小块土地，都要放权。在工业上要放权，劳动工资权，都要放。加强责任制。在农业上要靠政策解决。各地不要等。他让万里在中央汇报安徽农村改革情况，引起了农村改革。所以，最初的改革主要针对实践提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病，要求下放权力，搞活经济。“开放、搞活”是改革的同意语。关于计划和市场结合的问题，从新披露的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提纲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就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强调重视市场的作用。他写到：“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8页)

　　我国的开放，最早是集中在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这两个问题上。邓小平当时说过：“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979年5月16日)而引进技术突破更早，在1975年就提出了。1977年邓小平更认识到：“要以世界最新技术作为我们的起点。”如上所说，他当时已认识到这是我们能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化的重要依据。在外资问题上的突破稍晚，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有一个过程。1977年邓小平还说，我们不借外债。1978年他改变了态度：现在国际上那么多低息资金在找出路，人家主动要借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要？终于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很大，是我们新时期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值得研究。反映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的勇气和魄力。以后，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们在开放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邓小平逐步提出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

　　5.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主要标志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了“三个转变”；同时，也在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了解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和重大贡献，十分重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1987年十三大前概括的，但是，这一战略布局，邓小平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摆开了。它体现在我们党提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任务的同时，就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及时提出并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在重点转移之前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关于民主的问题讨论的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现在报纸上的宣传，理论上的讨论，要把民主、法制这个问题讲一讲，这个问题多年没讲了。他及时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抓的思想。1979年6月，他在修改叶剑英三十周年讲话时指出：尊重集中，加强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恢复好的道德风尚，讲话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根据邓小平等同志的意见，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三十周年讲话，全面解释了什么是现代化，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后，在五中全会上形成了既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又指出不能单打一，坚持全面发展的完整的政治路线的表述。

　　指出这一点，对于完整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涵义十分重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简略表述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6.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目标对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起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目标的新概念，是实事求是分析中国国情的结果。对此，他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从新发表的材料看，他在1975年就注意到了人均收入的国际比较问题，实事求是地指出：“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页)讲这个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很不简单。1977年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同上，第45页)他说：最近谷木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同上，第76—77页)“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必须要艰苦奋斗。”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批评了“洋冒进”问题，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上的“左”的教训，明确要从国情出发搞现代化建设的思路。陈云、李先念发表了重要意见。就在这期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并开始计算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那年他到了山东、安徽、上海等地，一路调查研究。到年底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目标设想。所谓“小康”，“中国式的现代化”，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根据实际“把标准放低一点。”

　　从邓小平1975年到1979年对国情的论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目标，1979年中央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调整任务，都促使了全党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观点出发，思考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邓小平在1977年就说过：“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阶段来说，是个小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8页)1978年他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同上，第73页)所有这些重要认识，反映在1979年9

　　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大理论的诞生。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7.工作重点转移实现的重要条件，不是根据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了“一条线”战略，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

　　有一种说法认为，1978年我们所以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因为有了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条件。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是建立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理论上，而是建立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上的。当时国际上并不太平，美苏争霸仍然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充满战争危险，苏联是我们的最大威胁。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我们支持第三世界的和平因素，同时联合美、欧、日等，建立了“一条线”的国际反苏霸权主义统一战线，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这才是工作重点转移得以实现的重要国际条件。

　　“一条线”，是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战争可以延缓，“我们当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的。”

　　以后，由于中美，中苏，美苏关系的变化，我们逐步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从1982年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同时，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形势日渐明显，到1984年—1985年，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三个世界的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好，邓小平作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和全面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理论层次上，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拨乱反正的成果。它的产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认真说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拨乱反正的完成，不在十二大，而是在1981年六中全会。邓小平曾说，六中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大政方针就已经都定了。

　　决定做《历史决议》也有一个过程。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讲话，实事求是地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发表后效果很好，许多同志呼吁作一个全面评价毛泽东和建国以后历史的决议，邓小平和党中央下决心做了决议。

　　从邓小平领导对“四人帮”的拨乱反正，到他领导作《历史决议》，总结建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入进行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的全面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其核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历史决议》全面精辟正确地记录了这一理论成果，特别是其中的十条结论，是对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的最初概括。正是在作《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对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思路清晰了，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去探索。《历史决议》作出后，“新道路”也就开辟了。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认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都是在作《历史决议》过程中深化的。一本《历史决议》，一本《邓小平文选》2—3卷，把它们读通，我们大体可以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探索搞懂。

　　毛泽东主持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大以来的历史，作了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路，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为七大的召开，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主持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总结了建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为十二大的召开，为改革开放新高潮的到来，为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已为后来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9.从十二大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已经产生，到十三大、十四大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1982年9月十二大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特区到全面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伟大实践和伟大变革。经历了国内严重政治风波的考验，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制裁和平演变的巨大压力。邓小平和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并注意及时总结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踏步地、不断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向前推进。

　　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邓小平理论在内容上不断丰富，体系上不断完善，理论上不断突破。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把这一理论的内容初步概括为十二条，提出“二次飞跃”的思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系统总结和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上进一步完整提出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产生。

　　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十三大，是中共在理论上探讨最积极的时期。而经过1989年的动乱和以后苏东剧变，邓小平和全党在理论认识上更加深化。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终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认识的飞跃。十四大报告概括的九条，不但把邓小平理论体系化，更重要的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进行了理论阐发，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怎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马恩列斯毛都没有用过“本质”这个词来概括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要求而创造物质基础。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等作出种种描述。但他们也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要根据今后的实践来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把马恩包括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作为社会主义的模式加以僵化，固定，以为坚持了这些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生产关系，这是多年来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的根本原因之一。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严重挫折中认识到这些道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第一次概括社会主义本质。这体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思考，抓住了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实践上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统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没有论述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有一个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提出每一个大的阶段包括若干个小阶段的思想。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现在不得而知，预见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斯大林提出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以后，苏联一直是急于过渡的思想。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非常可贵，已经接近初级阶段的意思。邓小平和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对此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十五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写入党纲，“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十五大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说明，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国情出发，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来确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可以超越的。在这方面，想在短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发展。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7页)列宁也认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列宁搞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商品经济存在。他在晚年认识上有一些变化。斯大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一大进步。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保留的只是商品的外壳。毛泽东也这样认为。尽管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实践中都允许商品经济存在，但在理论上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大胆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著作中提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社会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由于科学并入了生产，因而它也就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就肯定了科学技术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列宁、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曾提出过：俄国的公有制加上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就等于共产主义。他十分重视科技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但是，把科学技术从生产力诸要素中突出出来，提到第一位，这是邓小平。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萌芽。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探索，根据七八十年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到九十年代，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更加证明邓小平论断的正确。从“一般生产力”到“直接生产力”，再到“第一生产力”，我们对生产力内涵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化。

　　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所谓改革，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适应、促进乃至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改革，这首先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要不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一矛盾。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他没有说过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恩格斯晚年预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该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并且强调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最根本的手段。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倒退了，他在1938年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时断言苏联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完全适合的”，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他当然也不会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冲破了“完全适合”论的束缚，指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邓小平继承了前人正确的思想，进而提出，改革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是前人所没有表述过的。他还从多方面阐述了改革的性质、目的、范围、步骤、方式等，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改革和革命是两个概念。但是它们对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所起作用、目的来说，是相同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点上，把改革说成是革命，强调了改革与革命的相同性。同时，从引起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的程度上，革命比改革更加强烈。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但存在矛盾，不但不“完全适合”，而且在某种时候和某种意义上可能发展到完全不适合。一方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的“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对过去僵化体制来说，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在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和紧迫。把改革说成是革命，就是强调改革的目的性、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广泛性、深刻性，以引起全党充分的重视。

　　关于对外开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他们不可能阐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问题。列宁面临这样的实际问题，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这是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问题。但是，自从二战以后，两个阵营形成，冷战开始。斯大林由此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把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隔绝了。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信息不灵，错过科技革命的机会，与这个理论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还是想利用一切可能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国际形势不允许，主要还是由于“左”的影响，我们实际上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严重教训，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条件下，提出一整套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从来是我们成功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分析了国际、主要是欧洲的形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他在晚年预计到，在上述国家带动下，落后的俄国也可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发生革命。五十年以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提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首先在俄国成功地实现了革命。毛泽东根据列宁主义时代观，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世界环境，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和战争与革命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列宁时代观的基础上的。邓小平思考了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俄国革命以后六十多年，中国革命以后三十年，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根据七十年代以后的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

　　关于“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样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个国家分裂成两种社会制度的统一的问题，这是马恩列斯都没有经历过的。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过和平解决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设想，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个国家的性质，是那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决定的；根据列宁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学说；最主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事求是，充分尊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实现以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是可能的。他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实践中，完整提出了“一国两制”理论。香港回归祖国的成功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理论完全正确，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上述这些理论突破的认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关键集中在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问题上。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并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同意的。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左”派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大会上，中国改革的成绩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很少人同意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更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尝试。基辛格就当着邓小平的面说：如果象阁下所说那样搞成功的话，就会同时对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基辛格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如果这样，人类认识的规律和准绳都要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意思。

　　任何创新和发展都是困难的。其实最早最大胆突破马克思的是列宁。而他所受到的批评也最多最严厉。直到晚年的几篇著作中，列宁还在为自己搞了十月革命而辩护。甚至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经常需要讨论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是理论本身能够承担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只有实践，实践最有说服力，实践最有力量。对邓小平理论的态度是观察中国改革的晴雨表，往往反映对于改革现状的满意程度。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实践证明，一定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的人，确实还需要用实践进一步证明它的正确。这里，有五个问题要解决：

　　1.要确保2010年跨世纪战略目标的完成，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2.要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和公有制经济相结合；3.要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避免两极分化；4.要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消除政治和社会的腐败；5.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对邓小平理论的争论会一直延续到下世纪中叶，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们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实践中继续大胆探索。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将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进程，日益得到证明。

　　四、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两大特征。

　　当今时代在飞速发展，我们将不断面临新的实践提出的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是重要的，但关键是学习掌握邓小平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归根结底就是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如果把前者比喻为金子，后者就是点石成金之术，有了它，不管情况发生多么复杂的变化，我们都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然而，怎样才能真正掌握这一精髓呢？这需要很好研究。

　　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创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建国后他自己却一度严重违背了这一思想路线。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许多可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习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出发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就说过，他比较熟悉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对生产力则是外行。他当然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就会极大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出发，急于建立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想尽快发展生产力。所以，搞“大跃进”，就一定要搞“人民公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错，但具体形式上过急过快。这里，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起到促进作用，而不在它有多高。他没有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的客观情况出发考虑生产关系问题，这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以后，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必须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往后退。农民群众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效，这种生产关系形式较适合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认为，退只能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退就是方向、道路问题。这里，毛泽东是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又一次脱离了中国实际。邓小平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那句著名的关于“猫”的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所说。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段话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正确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立场。

　　并不是说毛泽东在建国后不注意实事求是，他也一再告诫全党要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但是，同样说是从实际出发，却得出不同结论。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邓子恢等认为冒进了，提出“反冒进”。而毛泽东则认为正相反，“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提出“反‘反冒进’”。历史已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错误的。这说明，他没有真正了解客观实际情况，还是脱离了实际。而当他真正了解实际，就会形成正确认识。比如1961年他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下去蹲点搞调查，他自己也亲自参加调查。对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在那几年情况一度有所好转的重要原因。以上都说明，连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可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多么不容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吸取的一个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历史的起点，是贯穿十几年历史的一条红线。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

　　在开卷篇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而在结束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最后讲的一个主要问题，又归结到这一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上。他曾对一些外国客人说，我对自己作了自我鉴定，我既不是改革派，又不是保守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我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和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十几年来，他正是这样做的。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切方针政策都不是从书本、从主观愿望，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都是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他多次例举乡镇企业的例子。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同上，第252页)

　　二是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这十几年中，许多方针政策提出后，邓小平都不急于去公开肯定与否定，而是在实践中看几年。比如办特区，经过1979年至1984年5年的实践，他亲自去实地考察后，才加以充分肯定，并作出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重大决策。对本世纪末小康目标能否实现，“一国两制”是否可行，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会不会成功等等，他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对此做了极高评价，但仍然表示可先不说，看几年再说。他允许对改革有不同意见，他说：“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这是正常的”。办法就是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教育人们，说服人们。(同上，第156页)

　　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翻开文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总结经验的话。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每当改革发展一段时间，他总要提出“现在需要回顾一下。”看看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哪些做得还不够，以决定下一步的改革。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们才在这十几年的“全新事业”中，面对各种复杂情况一直保持比较顺利的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从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他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坚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

　　信念坚定，是指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法灵活，是指一切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这两点，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也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最后所强调的两个问题，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两大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邓小平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自始至终地、强烈鲜明地反映在邓小平的言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理解这一点，就从根本上不理解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一再说，他从青年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辈子也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经验告诉他，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尤其是在革命的危机时刻。他多次说过，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无非是要向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历了多次国内国际复杂严重的局面和重大选择关头，我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这种坚定信念的重要。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过不去“六四”这个关，过不去苏东剧变这个关，过不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裁这个关，过不去当前世界动荡复杂局面这个关。我们以后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严峻复杂的局面，遇到各种各样的严重挑战。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要讲政治。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稍有犹豫、彷徨、动摇，我们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性，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所要求的，是严重的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强调信念的坚定，绝不是说要用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邓小平信念最坚定，同时，思想也最解放。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他还说，列宁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方向。至于实现理想、方向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一定要从现实出发。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现实世界的这种特征，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观念，一定要跟上世界发展变化的步伐，要求我们在方法上要有充分的灵活性，不能有一点僵化和保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论述这种唯物辩证思维的重要。他说：“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物、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的统一，就是立场和方法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讲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我们党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对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辟阐释和新的发展。

　　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经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进入第三个十年，中国面貌已经大为改观，正在以崭新姿态跨入新的世纪。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我们还会遇到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的严重挑战，但毕竟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周边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具有建国50年积累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七位；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各方面体制和具体制度正在建立；特别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有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我们有一切理由和一切条件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

　　关键在于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不懈地用这一理论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继续沿着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下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责任。

　　《理论学习》(济南)2000年第2期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