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雍　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最大实践成果是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最大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①。由此我们可以认定，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以抽象理论形态出现的“纯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应用哲学”、“实践哲学”，它表现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之中。邓小平的哲学修养特别是他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办事的作风，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堪称我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法的典范。我们需要从这些论述和改革开放的实际运用中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方式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方法论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哲学理论方面，尤其是他对社会历史观的贡献，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下面我们仅就他在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在我国，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思想泛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文革”结束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又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基本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理论勇气，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错误思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他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③，强调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包括革命导师的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即“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④；正是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恢复了实践的权威。

　　在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主要表现是，在实践胆略上提出“敢闯论”，主张看准了的就要大胆闯，开辟认识和实践的新领域；在实践方法上强调“试验论”，主张积极探索，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避免盲目蛮干，在实践进程上提出“风险论”，主张预见到各种复杂情况，勇于承担风险，努力化险为夷；在实践形式上提出“经济中心论”，强调生产实践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结果上提出“价值论”，突出实践的目的性，强调实践的价值效果；在实践主体上提出“群众主体论”，强调发挥群众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所有这些都发挥了实践的能动性、目的性思想，邓小平的实践观实质上是创新的实践观。

　　其次是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丰富和深化了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论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⑤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又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放思想才不致于陷入胡思乱想的主观主义。因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⑥所以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简要的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它突出了破除迷信、解被思想的内容，使党的思想路线更有针对性，同时又更加准确、更加深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身就包含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⑦的意思。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于认识过程，提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问题。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⑧这就是说，对社会主义也要进行反思，也要“再认识”。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⑨这段话说明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以及“再认识”的内容和所要达到目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由此我们可以抽象出一般认识论的结论，即所谓“再认识”，就是以实践为认识的源泉和真理的标准，对原有的认识进行重新思考，经过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发扬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或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从旧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新的补充、新的突破、新的发展。“再认识”最终落脚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上。邓小平关于“再认识”的思想，反对了形而上学“真理一次完成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其三是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解决了如何使实践活动既符合规律又符合目的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决了检验认识包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只能以实践为标准的问题。那么，一种实践包括领导工作、改革行为是否合理，成效如何，又用什么来检验呢?邓小平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提出过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他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⑩“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1)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我们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为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因为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践标准首先是生产实践标准，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必须接受生产实践的效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检验，即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延伸和补充，它既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实践标准便于实际操作；又给生产力标准以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并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这一标准的客观性、综合性。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可能发生矛盾，但经过主体的自我调节，可以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三者的统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外在尺度(客观规律)与内在尺度(人的需要)的统一，它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建立在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的基础之上。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大贡献。

　　二、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首先是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发展观。

　　邓小于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虽然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来的，但它具有普遍适用的哲学意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辩证的、全面的、持续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包含以下要点：一是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要把变与不变统一起来。邓小平在谈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时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凋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3)他在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和香港的繁荣稳定问题时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4)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15)二是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内因与外因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他指出：发展不仅要“破”，更重要的是“立”，“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16)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的事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发展要讲速度，也要“讲效益、讲质量”(17)。“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18)三是要持续、稳定的发展。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时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19)；我们当前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20)他还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这样的发展观既继承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充分反映了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发展观，是现代社会发展理沦的哲学基础。

　　其次是强调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求同存异”的兼容思维。

　　列宁曾经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法是“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统一)的学说。(21)可见矛盾同一性问题在辩证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是长期以来，许多人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崇尚所谓“斗争哲学”，喜欢在非此即彼的两极中思维，造成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发生。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纠正了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利用矛盾的同一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既存在斗争性，也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除了“吸收和借鉴”这层关系外，还有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层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济、三资企业长期存在、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得益于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思想。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兼容的一面，因此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更是得益于辩证法关于同一性的思想。这一构想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存在，共同发展，在对立中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小异，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种制度的矛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邓小平着力于把列宁的辩证发展观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处理各种重大矛盾关系上着眼于把矛盾两个方面统一、协调、结合于一体，在对立面中寻找共同点，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同—，变两极思维为兼容思维，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其三是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起来，强调辩证系统思维，这是邓小平对辩证法理论的最大贡献。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通俗表述。“两点论”要求我们看问题，要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既抓住重点，又照顾一般；既看到一种倾向，又注意到可能掩盖的另一种倾向。邓小平的“两点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要讲两句话”、“要两手抓”的一系列论述中。例如他在谈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说：“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22)在谈到经济特区问题时，他说：“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23)如此等等。他强调做工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24)

　　毛泽东在论述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即“两点论”时，已经包含有系统论的思想，因为所谓系统实质上是各种矛盾的集合体、各种矛盾的统一体。但由于科学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在毛泽东那里，系统论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两点”，事物简单的“一分为二”，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着眼于事物的整体、事物的系统。他特别把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作为一项要求，郑重地向全党同志提出来。他说：我们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5)所谓系统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念：一是相关性观念。系统论认为，一事物与他事物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因而系统思维要求从事物的相关性中来全面分析事物。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从各个方面揭示了事物的相关性即相互依存关系，比如“比例关系”、“综合严衡关系”、“主体与补充关系”、“中心与非中心关系”等等。二是有序性观念。系统论认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以及一事物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都是有“序”的，即有规则的。对事物进行系统思维，就要把握事物的“序”。事物的“序”是多方面的，有事物构成的“序”，如所有制的结构、产业结构的“序”；有事物发展的“序”，如事物发展各阶段的重点或不同的“度”等等。因此我们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时要掌握合理有序原则；在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时，要统筹兼顾，把握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循序渐进，夺取胜利。三是整体性观念。系统论认为，事物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了高于事物本身的整体性，即事物的“系统质”或“整体质”，因此看问题、办事情要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邓小平总结改革初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整体推进，综合配套”的方针，即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相配套，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协调推进，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思想。

　　三、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首先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恢复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把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且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一些方法。但是毛泽东晚年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把它们变成了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政治运动就可以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没有搞清楚，误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还不够高、不够纯，没有看到传统的经济体制不适应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主观主义错误。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7)邓小平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纠正这一错误，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8)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作了新的阐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这样就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迷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其次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问题。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0)。恩格斯也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1)邓小平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文革”中“四人帮”把它作为“唯生产力论”大加批判。“文革”后邓小平重申这一观点，并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生产和技术革命的新经验，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3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物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的科学概括，它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揭示了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问题；阐明了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论断是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的形势下，“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制定的理论依据。

　　其三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既肯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承认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邓小平在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3)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新论断，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毛泽东也讲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有没有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还要不要继续解放生产力?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虽然有矛盾.但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它比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没有矛盾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但它一直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但建立(不论是什么形式的)就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会发生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虽然有矛盾，但只要通过适当的调整，就可以解决。所以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4)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实践证明，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它的许多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等，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靠适当的调整，枝节性的修补所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建立起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里的关键是对基本制度和体制作适当区分。正是有了这种区分，才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具体表现，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改革既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革命。邓小平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35)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主要通过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革命来实现。所以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6)，“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7)这里讲的“革命”既区别于在旧休制下的适当调整和枝节性的改良，也区别于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充分揭示了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引起革命的思想贯彻到底，指出改革同革命一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不同的是，革命是完成社会形态根本质变的形式；改革是社会形态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形式。人类社会正是通过革命、改革这两种形式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既讲通过革命或改革的手段去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又讲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着力于改善生产力诸要素的状况，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配置、现实结合与作用的发挥，特别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全面阐明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即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不能离开生产力的长期积累和发展去空谈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后才有可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这样辩证的统一在一起。它既肯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体现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转化过程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辩证转化过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基本适合——基本不适合——新的基本适合”的辩证运动过程。整个人类社会就是由发展生产力到解放生产力，再到发展生产力这样的循环往复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无限循环的历史，就是一部永不停息、万古长青的人类历史。这既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又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四、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首先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科学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文明看作是与人类原始状态相区别的社会进步和开化状态，但并没有对“文明”概念作出具体界定。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在8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要建没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8)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科学规定，指出：人们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方面的任务，而客观世界又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部分。人们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的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39)这个科学规定，以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说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生、发展及其具体内容，把两个文明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使之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揭示了社会历史进步和社会生产发展相互关系的规律，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范畴。这对范畴同其他范畴，如物质和精神、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其他范畴所不能代替的，它反映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层次或方面，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

　　其次是阐明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导向，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的、平衡发展的。精神文明并不被动地依赖于物质文明，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他反复强调：精神文明搞得好，可以对物质文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走弯路。(40)精神文明包括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因此要破除精神文明建设上的自发、等待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互相促进。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后是提出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必将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最终进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境界。一切民族最后都要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41)这种经济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实质就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42)因此，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相区别。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又是与人的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分不开的，它是社会发展、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关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措施，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重要步骤。所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的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明观。

　　五、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首先是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论断，凸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势：一种是从纵向上看，历史将“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43)即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类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决定了人的主体解放程度不断增强，人类愈来愈越成为自然界、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另一种趋势是从横向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日益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4)即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达，带动社会分工、商品交换、社会交往和交通通讯工具的日益发展，因而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开放化、整体化、全球化的趋势。“人类史”和“世界史”两种趋势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两大前提。这是唯物史观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并没有说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当代世界历史中，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求生存图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经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未能解决中国在当今世界历史中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了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45)，“中国的发展离不世界”(46)的论断，指出在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中，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把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统一起来，自觉地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以跳跃式的方法实现现代化；如果相反，把独立自主变成闭关自守，一切从头开始，重复别人的老路，那就只能愚昧落后。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走向问题，凸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其次是提出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填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留下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用什么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空白。

　　马克思晚年运用“世界历史理论”分析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国家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对于实现“跨越”的国家应当运用什么经济体制去建没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作出具体论述，从而留下了一大理论空白，有待后人去探索和填补。邓小平根据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我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好地同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接轨，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获得“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应当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是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史趋势和世界史趋势的统一，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47)。相反，“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48)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当今世界的形势，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向世界开放，积极地融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能忘记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今世界的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决不等于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注意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防止受制于人，同时要警惕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的图谋。正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情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史和世界史趋势的统一，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49)。他批评有些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就科学地回答了在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崇高的历史使命的前提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此外，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及人生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再赘述。

　　注 释

　　①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55—56页。

　　②④⑤⑥⑦⑧⑩(11)(16)(22)(26)(35)(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279、141、364、279、312、128、314、336、380、249—250、311、367页。

　　③(12)(13)(14)(15)(17)(18)(19)(20)(23)(24)(25)(27)(28)(32)(33)(36)(37)(40)(42)(45)(46)(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72、377、283、73、375、368、312、131、133、306、147、116、116、275、370、135、113、144、116、64、78、382—383页。

　　⑨(29)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69、71—73页。

　　(21)参看《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30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772页。

　　(39)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8—2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44)(47)(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115、97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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