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3年

　　1月11日 会见由总书记戈麦斯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他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他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不按照俄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中最重大的事件，如果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语言，而不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采取自己的斗争方式，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一个党对别的党指手画脚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建设量力而行，这是我们的方针。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

　　1月12日 同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在谈到计划问题时说：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总之，制定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在谈到粮食生产和农业翻番问题时说：一号文件 注【指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很好，政策问题解决了。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月5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谈到两国之间信任问题时说：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国对台政策是否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中美关系一谈互相信任就要接触这个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现在看来并未建立起这种相互信任。在谈到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问题时指出：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我们外长已交一份备忘录 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递交了就美国地方法院对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缺席审判”一事的备忘录，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给你，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还有胡娜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应，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没有用处。《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

　　2月6日 新华社报道：邓小平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题词：“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2月6日—9日 在江苏省苏州市视察，了解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当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2月9日—14日 在浙江省视察，了解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在同浙江省负责人谈话时说：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社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

　　3月2日 视察江苏、浙江、上海回北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列举苏州例子，从六个方面说明实现翻两番后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前景。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他还指出：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大专院校要发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

　　3月12日 到北京十三陵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时对中直机关干部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3月17日 在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时说：一九八○年那次关于调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我记得那次我也讲了八个字的核心是调整。那以前，“左”，包括我们这些同志在内，头脑发热。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避免出现头脑发热。既然一九八○年那次会议以及以后确定的一系列对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一些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在谈到集中资金问题时说：这个是非做不可的。不把资金集中起来搞一些骨干项目，搞再多的小企业、小东西，也解决不了问题，而这正是解决后十年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骨干项目都是后十年用的。

　　3月30日 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时说：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的新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他说：我们已经宣布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希望美国朋友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

　　4月1日 为北京育才学校编写的校史题词：“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4月4日 在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注【一九八一年初，邓小平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遵照邓小平的这个指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着手进行调查研究，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政策上报中共中央。邓小平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原则同意。方案待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后来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在这十二条政策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形成的，并写进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上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

　　4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个“十二条”，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一九九七年这十四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样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他说：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年九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并同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十二条”。“十二条”里面有个“五十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所以，“五十年不变”是个大问题。

　　4月29日 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5月11日 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给我国带来很多问题，很大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考虑应该怎么办。但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两年又出现了徘徊，这两年基本上是“左”的思想作指导。直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局势扭转过来，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路走对了。四年多来，中国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一月比一月好。但遗留的问题很多，总得要十来年的努力才能纳入正确的轨道。可以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但还要走非常艰苦的道路。

　　5月22日 会见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在谈到国内经济问题时说：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比较落后。每年达到就业年龄的娃娃就有七八百万之多，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的就业问题和欧美、日本的情况不一样。搞单一经济有很多问题不好办，很难解决就业问题，很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我国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农村面貌就大大改观，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困，成效是显著的。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有较大的增加。在谈到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时说：人民公社制度的试验也不那么理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我国农村过去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现在我们把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分开，但在实行过程中，要进行充分试验，逐步进行。凡是已进行试验的地方都证明，政社分开是正确的。他最后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做，犯错误就犯在这里；这几年成功，原因也在这里。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事情。

　　6月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讨论计委、财政部提出的“七五”基本建设规模的初步测算和财政问题的会议上发言。在谈到重点建设问题时说：现在的状态是资金太分散，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能过？有些东西硬是要停下来，这可能要损失一些，宁可损失一些也要停下来。要搞重点。要想今后二十年能够搞上去，现在不搞重点不行。特别是能源、交通，现在不抓，以后其他别的事情想干也干不成。保证重点，要搞狠一点，这关系到以后的发展速度问题。资金，一个用到重点建设，一个用到老企业技术改造，这个路子是对的。技术改造问题也可以通过同东欧发展关系来解决，他们好多东西比起西方更接近我们。中国这个市场潜力是很大的，我们越发展，市场越大。

　　6月11日 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局书记金正日时说：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处理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成千万以至成亿的人口。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首先处理农村问题，这是牵扯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问题。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的做法十分正确。同样，处理工人问题、干部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都要牵扯到左邻右舍，有时是要吵架的。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基本建设项目问题，不容易解决，如果光照顾地方，那末国家要建设的大项目、要干的大事就没有钱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由于问题很多，我们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说，今后我们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当前，我们要集中力量抓好两件大事，第一是把经济工作搞好，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第二是使干部逐渐年轻化、知识化。

　　6月18日 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他说：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6月21日 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6月25日 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发表讲话。指出：为了照顾英国，我们谈判可能不从收回香港问题开始，而先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谈起。这个政策充分照顾外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的利益。不仅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外国人的利益也不受损害。他说：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五十年。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最近港币贬值是有人为因素的。我们一定要使英国人承担责任，不要做损害香港的事。在十四年过渡期内双方不要捣乱，文明点讲，双方都不要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捣乱，英国人就难说了。谈判的焦点可能是这个问题。英国对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的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明了了，确实相信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不变，问题就好办。香港要培养人才，逐步参与他们的管理，行政也好，司法也好，财政各方面都要参与，搞好交替。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怎么样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参与，将来才能把香港管好。在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还准备采取措施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这是增强港人信心的重要措施。一九九七年以后北京不派总督，不派头头。将来香港采取什么形式，由你们香港人去定。名字叫特别行政区。我们派个小军队去，不要香港负担费用。

　　6月26日 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6月30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最重要的是集中。一个是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一个是集中精力搞技术改造。体制改革是为了实现这两点。在谈到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时说：我们提出翻两番，每年增长多少，都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如果“六五”达到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七五”达到百分之七以上，而且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等方面为今后十年打好基础，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那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是可能的。这并不是冒险的计划，而是讲求实际的可行的能够达到的计划。但是，搞得不好，有可能改变十二大的决议。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外国人说我们翻两番靠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计划中电力只能翻一番多，光这条就断言我们翻两番要落空。我们加强了这方面。如果不搞点重点，到那时什么也上不去。所以这个决策十分重要。在谈到加强财经纪律问题时指出：这几年我们暴露出很多问题，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过去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个不能变，要变，只能是越变越开放。另一手是必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后来加了个“其他犯罪行为”。这件事情，一年多来我们做得有成绩，但不能说做够了，手不是那么狠，以后还要经常注意。书记处、国务院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我赞成。这本来就要一直贯彻到底，不能松，但是，如果作为经常性的工作就没人管了，就等于不搞了，那不行。要强调财经纪律，有些违反纪律的行为，本来是犯罪行为，现在我们没提那么高，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讲清楚。这次讲清楚以后，就要提到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我看经济立法工作还要加强。在谈到人才问题时指出：经济方面、体制方面的改革问题很多，但是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选用人才。事情总要人做。我们好多事情就是领导人不得力，浪费很大。所以选人要选对。一个企业改造得好不好，就看选人选得对不对。再一个问题是要加强责任制。选对了人，还要叫他承担责任。选用人才同搞责任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还提到各地都要学习引滦工程提供的经验。就是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军队的力量，只要能为国家省点钱的，都可以用上。他说：不仅引滦工程军队出了力，“植树造林军队也出了力，而且成绩不小，其中包括空军飞机播种在内。这个事要坚持他几十年。

　　7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选》收入了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期间的四十七篇重要讲话、谈话，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十二日，中共中央就学习《邓小平文选》问题向全党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

　　7月8日 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7月19日 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负责人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问题。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他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7月27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领导人最近题词号召向朱伯儒同志学习。邓小平的题词是：“学习朱伯儒同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月1日 在“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展览”上，展出了邓小平的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日，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上，展出了邓小平的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8月27日 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说：昨天安德罗波夫发表了一个对外政策的讲话，讲话的末尾说，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国，这就把改善中苏关系的话统统推倒了。我们提出，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它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摆了一百万军队和三分之一的导弹，还在蒙古驻军，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这是第三国吗？所以通篇讲话中，仅这一句就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中苏关系的前景，我还看不出来。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还是过去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更具体、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现在美国继续售台武器，卖得那么多，这就是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一种动作。美国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统一。现在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条件是有的。中国统一了，对世界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太平洋会比较太平。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起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

　　9月2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庆祝成立三十一周年大会。邓小平题词：“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

　　9月10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农业问题同工业问题不一样，工业问题更复杂。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但基本经验还是要城市自己来积累。现在开始一些试点，还是有希望的。这不能一哄而起，要走一步看一步。现在，有些国际朋友感觉到我们搞得慢，提高效益好像不那么显著。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太快不行。我们过去的失误都是由于走得太快。就拿农村政策来说，过去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就是太快了点。其后，又由高级社进到人民公社，现在看来不是一个成功的试验。工业方面搞“大跃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想快点，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我们过去许多东西是学苏联的，当然有些东西不错，那是就当时的水平来说，但基本的经验是不成功。我们经常说积重难返，就是说时间太长，一下子很难改过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与台湾关系法》。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中美关系就有不知在哪一天破裂的危险。美国政府要修改这个法不容易，但美国总统有权选择对这个法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像前一时期那样执行，两国关系就有破裂的危险。在谈到日本扩大防御计划问题时说：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卫力量，但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它现在已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也可以，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性质就变了。如果那样，不仅中国，整个东南亚人民都会提出问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他最后表示：希望本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

　　9月20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时说：关于“三种人”，很多地方都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反复很多，情况很复杂，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各有各的理解。这个问题，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办起来也很好办。我同意这个意见：十年中间各种人都有变化，有的是越变越坏，有的是时好时坏，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一直坏到底的，和中间有变化的，政策上要有所区别。“三种人”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三种人”容易辨别，实际上，其中大多数人的政治面貌，我们也都清楚。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10月1日 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题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为景山学校题词》。

　　10月12日 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针对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通过搞好这次整党，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他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他最后强调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10月30日 在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莫兰时说：香港问题和直布罗陀问题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相互都能理解彼此的立场。中英两国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不管英国人怎么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须收回。三个条约 注【一八四○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维持现状。】都得作废。最近，英国人又提出，不讲治权，讲某种程度的参与管理，我们说，还是不行。英国人在谈判中搞了一些手脚，前不久港币贬值，这就是英国人搞的，这是一种威胁，这个吓不倒我们。我坦率地告诉了撒切尔夫人，如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几年过程中，香港出现不能收拾的局面，中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

　　11月6日 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他说：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新的思想路线是把毛主席生前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谈到中国党的历史时，他说：我们很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老党。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的确是光荣的，经过那样艰巨的斗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的领导一直非常正确，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说，的确是光辉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严格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他的确是有些地方不行了。概括说来，就是一个“左”字。同一些老同志、党的骨干的关系也不好了。这样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毛主席一个人。因为这与党的生活和制度也有关系。延安时期我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建党思想非常好，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制度。这样的问题还很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总结经验，注意制度改革，废除终身制，注意革命的连续性和后继有人等问题。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他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我的文选中那篇文章很短，题目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讲的意思很简单，按照“两个凡是”办事，我就不可能出来工作。现在思想界有人抓我提出的解放思想，认为这就是自由化。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当时我提出解放思想时，是指任何单位、地区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小到生产队，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搞多种经营。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时，他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关于国际共运如何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也改变了。对兄弟党，不要指手画脚，否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

　　同日 在听取关于接待希尔和回答他的问题的情况汇报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有效。指出：不要专政不行，无产阶级不搞专政，社会主义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无论那个阶级都搞专政，资产阶级也搞资产阶级专政。

　　11月23日 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时说：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多少年了。但我看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看来还是有可能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总是利用时间发展自己。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如果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协调，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人才不够。他说：根据我们总结的经验，发展速度定得低一点、争取高一点比较好。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前十年增长速度低一些，后十年高一点。翻两番就意味着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二。我们这个五年计划因为要调整，要改变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所以只定到百分之五。去年、前年超过了，今年也会超过。但这个超过有水分。比如去年超过百分之六，但一些产品不适用，放到仓库里，没有市场，这等于是一种浪费，所以叫水分。八十年代还有七年。这七年我们要逐步解决企业的改造，特别是能源、交通方面。如果前十年能达到百分之六点五，到本世纪末任务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是有信心的，有希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快五年了，这五年来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11月29日 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谈到防止核扩散问题时说：我们不搞核扩散，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的立场是要发展一点，但是有限的。我们的钱要花在工业、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也会削弱自己。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强调：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12月1日 会见美国阿科公司董事长安德森后，邓小平对石油部负责人说：与美方合作开发南海油气田这样的好事，应坚决干，赶快干，一年可增加不少化肥产量，还可以把海南炼铁业搞起来，搞大一点。

　　12月22日 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指出：今年粮食、棉花产量提前两年达到了一九八五年的计划指标，这很好。我国农业这几年持续丰收，增长这么快，很不简单，这对世界有震动。粮食多了，不一定着眼于出口，要着眼于发展饲养业。农业增产还有潜力，特别是科学种田方面大有潜力。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我们有大量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关于集中财力，这是大事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中央手上没有钱，就办不成大事，钱在地方手里，他就不一定听你的。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利改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能不能两年做到？搞能源、交通、钢材、水泥、木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该上的就得上，不搞这些，以后经济还是上不去。电力建设一定要超前一些。钱不够，要想办法借点外债。我们现在借的外债不算多，还可以借一点。多借一点没什么大的风险。经济发展，现在快点慢点并不重要，问题是有没有后劲，为以后准备得怎么样。“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我看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能源，二是交通，三是原材料，四是智力开发。一定要抓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骨干项目不上去不行。看来，宝钢二期要搞，能不能提前上，可否定下来？如果能解决三百万吨钢材，那也是很大的事情。对外谈判工作也要抓紧。也得有个谈法，不要因为舍不得一点小利而耽误了时间。小的方面可能受些损失，吃点亏，关键是争取了时间。三峡工程怎么样？能不能上？投资安排不可能那么准确，要安排得十分科学不可能，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从前三年的情况看很有希望。这几年要争取时间，把企业改造好，整顿好。基本建设要很好总结，运用京秦线和引滦工程的经验，集中力量，缩短工期。过去修建人民大会堂也是这样做的。在谈到出国问题时说：现在出国的代表团太多，好多是游山玩水的，能不能归口管起来，把出国的审批权收回来。当然，要管得合情合理。对出国人员要实行责任制，出国一定要办成几件事，不是出去游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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