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5年

　　1月1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发行。该书是继《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之后，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思想，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编辑而成的，共二十二篇。一九八七年三月又出版发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增补了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二十二篇。

　　1月4日 同一位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在听取了关于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情况的汇报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关于人才问题，可以考虑从香港，从东南亚、日本，从其他国家，请一批人来做顾问。任务就是教我们的干部怎么同外商打交道、怎么搞好城市的开放和管理。此外，还可以考虑选一两个地方、一两个学校，办对外开放专题速成班。沿海城市老企业技术改造的工作要有规划，主要改造哪些技术，应该规划好。要有计划地展开对外经济活动。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要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1月19日 会见以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在谈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时说：这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后，专门听取了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电力问题的汇报。他说：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二○○○年前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翻两番的需要。在谈到三峡项目建设时指出：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这是多么了不起，今后有意识地把工业项目摆在那里，可以帮助那里发展经济。成立三峡行政区是个好主意。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 注【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建设性移民的办法很好。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旅游业，也可以搞经济作物，那里是亚热带，可以种柑桔。

　　3月4日 会见以五岛升为团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社会是否有利的问题。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说：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3月7日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之后，又即席讲话，强调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指出：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 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这个讲话和即席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席讲话题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3月25日 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成员。指出：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说准确点是八百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在国力上就有较多的增强。那时我国的人口将达到十二亿左右。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为我们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建设，我们就可以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办好这件事，要花七十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

　　3月28日 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他强调：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5日 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他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他最后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4月17日 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指出：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霸权主义要称雄世界，第一个目标是欧洲。要取得欧洲，不一定采取正面进攻，那是下策，可以从两翼包围欧洲，特别是从中近东着手，取得中近东的资源，卡住欧洲的脖子。正因为国际战略态势如此，所以我们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欧洲只有联合，没有别的出路。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同时也希望有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欧洲只有在联合强大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很穷，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要靠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来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三中全会制定的目标也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

　　4月18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谈到中国同欧洲的经济关系时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三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4月24日 会见美国汽车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指出：随着相互熟悉，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会相信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是可以打交道的，是可以交朋友的。同样，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也会感到，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是可以交朋友的。希望中、美两国工会之间今后有更多的来往。在来往中，把意识形态问题撇开，根本不去管它，就讲友谊，谈可以合作的东西。美国工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力量，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会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同美国工会不同，可能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我在法国呆过，知道西方对“专政”不容易接受。其实，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专政。我们还讲民主，讲民主和法制。现在还要扩大民主，并相应地加强法制。

　　5月4日 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改革也包括军队，我们准备减少一百万军队，节省点钱来搞建设。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解决我们同国际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

　　5月15日 在会见新加坡前总理吴庆瑞博士时说：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也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去年十二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刚刚公布不久，就出现了多发行一百亿元票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种事应当避免，但也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是新事物，而我们的知识还不够，鼻子不通，信息不灵。这样的事情出现后，国内有人提出了疑问，更多的人是担心。对这种事，我们应该十分注意，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有可能再出现。倘若出现，发现要早，纠正要及时，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进行。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中前进。现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搞好改革，不但会为九十年代，而且会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他说：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我们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不仅请你们来，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

　　5月19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他说：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5月20日 在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部分。

　　5月24日 在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它们的，看来它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即使是很成熟的，但毕竟国家不同，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有些错误不是照搬来的，那是我们自己犯的。有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求太急就必然要犯错误，犯极左的错误。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了一系列合乎中国自己情况的新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好地、比较快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中国也并没有被搞垮，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又加上我们这个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我们潜在的力量是大的，这也就是我们以后能搞好的一个依据。总之，我们还要去干，看来有希望。

　　6月4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提议，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讲话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他指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说：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月6日 在接见“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时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关于人权问题，他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部分。

　　6月7日 在会见柬埔寨客人时说：九月，我们要开党的代表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七五”计划，二是讨论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问题。两项议程中，主要是年轻化问题。十二大决定要开这个会。那时就想到进一步更新中央委员会。干部年轻化是世界性的趋势，越是现代化，越要年轻化。这件事要有决心，有勇气，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党是个老党，革命历史长，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老党员比较多，趁我们这些人还在，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

　　6月29日 在会见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时说：我们两国间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密切交往。中伊两国共同点很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需要发展自己，相互间的合作有广阔前景。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希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起来。伊朗也好，伊拉克也好，都面临着发展自己的任务，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有和平环境，第三世界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我们实在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请阁下考虑一下，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结束这个战争。如果为了结束这个战争需要中国方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十分愿意做的。我们同你们是朋友，是友好国家，同伊拉克，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也都有友好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过去不介入。但如果你们双方都觉得需要中国出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很高兴去做的。

　　同日 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说：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如果关系理顺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有把握。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7月1日 在会见泰国友好访华团时说：我们同东盟多数国家的关系是好的，但现在也有的国家对我们还不信任，他们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是中国。消除这样的错误观点，也许还要时间，但时间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也不小，处理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还能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诸位知道，我们真正忙的是怎样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状况，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力量，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没有和平环境谈不上建设。现在我们看到国际上可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环境，以便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在下一个世纪的三十年至五十年内，确切地说是五十年，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7月6日 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我们正在进行的主要是两大改革，一个是干部年轻化，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干部年轻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两件事最关键。

　　7月11日 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强调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他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他强调：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7月15日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在谈到一九七五年整顿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管了一年的工作，做了一点试验，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当时整顿很快见效，各方面都有点起色，人民高兴，但“四人帮”不高兴。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说比较快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我们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这是一种试验。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任何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我们相信会成功。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回答钱伯斯提出的身体健康的“秘诀”时，他说：好多的朋友都问我。我的回答是“乐观主义”四个字，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7月16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说：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从青年时就干的事情。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就是有这个理想。那个时候天天准备杀头，还不是个别人，而是成百万成千万的人。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现有人才不合拢来，丧失了可惜。

　　邓小平在会见前和会见后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时说：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

　　8月1日 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团时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8月21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他说：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8月28日 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8月31日 在会见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迪马时说：中国同法国的关系很早。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在法国受教育的，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零两个月，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信仰马列主义。法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

　　9月10日 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说：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期间发展速度不要太高，希望能保持在百分之七或八，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不追求发展速度，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的发展，更不利于持续的发展。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在回答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的问题时说：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道路。

　　9月14日 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在谈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现在改变了。更大的原因是情况变了，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就不只是来自一家了。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政策，东欧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由悲观变为乐观，但不能掉以轻心，和平必须争取才能赢得。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时说：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我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但是，我考虑这对国际上是否也有些益处？我是指对和平会不会有点益处。维护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历史纠纷的方式。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只有对内、对外开放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的力量。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9月20日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9月21日 会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在谈到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时说：日本战后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为了掌握和发展技术。你们的这一宝贵经验我们还没学好。这与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有关系，现在我们是知识不够、人才不够。今后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并在这些合作中真正学到你们的经验。我们也要同欧洲、美国进行合作。在所有的合作中，都要学习这一点。在谈到中日贸易问题时说：要平衡才能持久，才能发展。平衡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这也是一种知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外资，包括借款。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那条路我们是能走的。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时帮助我们出主意，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使更多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合作才能够持久，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广阔的前景。现在世界上都注意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有进有出的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还有待开发。

　　9月23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谈到“七五”计划时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他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讲话最后谈到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问题。他要求中青年干部接好老同志的班，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敢于说真话，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要任人唯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0月5日 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在回答关于苏联的政策是否会有根本性变化以及中苏关系将如何发展问题时说：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苏联的全球战略采取的是进攻政策，后来美国带头对苏联的进攻政策做了强有力的反击。近年来苏联得手不多。苏联本身需要改变这方面的战略态势。苏联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情况迫使他们谋求改变。但如何改变，戈尔巴乔夫上台半年多了，还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总之，还要观察。从中苏两国关系来看，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有明确的标准，改善中苏关系存在三个障碍。这三个障碍无论苏联愿意先消除哪一个都行，愿意先走一步或两步都可以。如果苏联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步，它对和平就做出了贡献，不管走的是哪一步，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或阿富汗问题，对世界来说都没有害处。在谈到美苏军备竞赛问题时说：我们不赞成“星球大战”计划。撒切尔夫人来时提了这个问题。我说如果里根把这个计划作为谈判的筹码我们可以理解，要真正干是干不得的。因为“星球大战”计划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在军备竞赛方面实现质的升级，不是量的升级。这可能导致不能控制的地步。两个超级大国不管哪个搞，我们都不赞成。这是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态度。对苏联现在提出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建议，国际反应不同，我们对此问题未研究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对控制核武器竞赛历来的态度是小打小闹，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对核武器问题有两项主张，第一，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二，通过谈判逐步减少直至全部销毁核武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人类遭到毁灭。

　　1O月9日 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

　　10月11日 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时说：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有自己的解释，但对人民来说，不仅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他们看问题要看事实，看本质。我说不但是中国，而且整个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都有这个感情问题。所以，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那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这是真话。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真正达成谅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0月15日 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就中美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就如何改进中国出口产品问题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中国产品打入不了国际市场，主要是自己没本事。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这样的外交谈判根本没有用，主要要靠自己。能否增加出口，关键在于产品质量。出口产品一是要“新”；二是质量要“高”，“高”是指要达到国际水平；三是价格要“低”。靠这三条才能真正增加出口。要逐行逐业进行研究，可以搞一个研究机构。例如我们的芝麻、香蕉、烟台苹果，质量就很好。问题是运出的时间要快，现货现运，这也是个保证质量的问题。哪一个企业产品质量后退就关它的厂。通过改革，凡是不能改进质量的，就要打屁股。这样抓他十年，就有办法了。

　　10月16日 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时说：“尤里卡”计划 注【一九八五年四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一个多技术目标协调发展计划。这是在美国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欧洲科研协调机构”，加强西欧国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缩小与美国、日本的差距。由于“欧洲科研协调机构”的英文缩写的读音与古希腊语中“尤里卡”(意为“有办法！”)一词相近，所以称它为“尤里卡”计划。】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赞成。他还说：我们两党都在搞试验，你们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是在执政条件下探索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两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勇于探索的党。

　　10月23日 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格隆瓦尔德问：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邓小平说：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格隆瓦尔德问：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1O月29日 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根舍。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一九八○年建成共产主义。一九八○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一九九○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中国底子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九七九年底我们决定花二十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将拥有十二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将有一个中等的变化。我们设想，在本世纪末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再花三十至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看来，本世纪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超过一点。

　　11月11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时，基辛格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邓小平说：不说是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试验。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一九四九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11月19日 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农村改革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大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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