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8年

　　1月23日 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福建、海南建立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海南建省，把海南岛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有的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

　　3月1日 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现在美苏达成关于中程导弹的协议，这仅仅是缓和的起步。我们欢迎这样的起步。但是美苏裁减核武器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在地区问题上美苏也还没有解决它们应该解决的问题。霸权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世界真正的缓和仍然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干年。

　　5月15日 在会见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时说：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这个地区还有约十五亿人口处于不发达状态。所以说，太平洋时代肯定要到来，但不是现在。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和发展。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的和平时间发展自己，看来有可能。你们和我们都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期，从事建设。

　　5月18日 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他还提出：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5月19日 在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

　　5月24日 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说：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

　　5月25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他说：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在谈到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时说：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6月3日 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我们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他还说：香港要稳定。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6月7日 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说：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

　　6月22日 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在谈到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时说：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7月5日 在会见巴西总统萨尔内时指出：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到本世纪末我们翻两番的目标能够达到。现在要为下个世纪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那就要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物价和工资改革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深化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对这个问题，需要整体考虑，综合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波动，但改革要坚决地干下去。

　　7月15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两个国家之间总会有些不同的见解，甚至存在一些分歧，这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不同，苏共党代表大会最近首先提出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难度大。为什么中国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做起，而不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因为中国在政治上问题不大。国际上都在猜测，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改革派和一个保守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有时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有些具体的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没有才不好。

　　8月26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说：中国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我们在闯难关谋求今后的发展方面，第一，改革既要坚决，又要稳妥；第二，经济增长要保持适当的速度，应特别注意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第三，如果能得到更好的国际合作，取得国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

　　9月5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他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他强调：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在中午宴请胡萨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他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部分。

　　9月12日 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在谈到科技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办不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这个谈话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二部分，一篇题为《中央要有权威》。

　　9月16日 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一行。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的时候。十年来的发展是可喜的，但也带来新的问题。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们缺乏经验。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现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增长，控制发展速度。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现在正在走向正常化。正常化的性质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与日本的关系，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性质，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也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

　　9月17日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治理整顿问题时说：我们十年改革并不一帆风顺，现在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至于通货膨胀，我们会有办法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纪律，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同开放并不矛盾，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无政府主义会弄得天下大乱。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霸权主义也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9月21日 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观点。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现在看来，战争打不起来，和平可以维护。发展问题是个南北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多，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要使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穷国、富国都有责任，但毕竟穷国有自己的责任。穷国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施舍，希望不大。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利用和平环境好好地发展自己。

　　10月4日 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国际关系要用什么新秩序、新原则来代替时说：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

　　10月5日 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先沿海后内地是我们的发展规划，但原材料很多在内地，不在沿海，这样就会出现沿海和内地的种种矛盾。所以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现在我们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将把整顿经济秩序放在首位。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前一段时间发展速度太快，恐怕也是这个原因。他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和平环境的赢得是全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共同努力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超级大国发善心的结果。

　　10月13日 在会见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时，提出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指导原则是，“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他说：我们要同苏联建立新的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首脑会晤。我们在两国外长和高层会晤中不准备谈过去的问题。简单的历史回顾恐怕也难避免，这要当作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

　　10月17日 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介绍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后说：我们最近经济发展过热、速度过快，需要总结经验。所以，我们最近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初步确定搞两年。一个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比较适当的发展速度。一个是努力消除一些腐败现象。为此应该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控制能力，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和妥善的办法来加强管理。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都在努力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他说：我这样讲有两点。一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独立思考。每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

　　10月24日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 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项世界高科技工程是在邓小平关心下建成的。】。参观了全部实验设备。讲话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水平。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1月2日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12月2日 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促协会访华团时说：我们的开放、改革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暂时的麻烦，如通货膨胀，都不会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这十年应该说是成功的，它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我们正在上第二个台阶，即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上第二个台阶遇到的问题比上第一个台阶所遇到的问题还复杂。现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保持适当的速度，这些都是不可少的。我们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上第三个台阶需要花五十年，那时遇到的问题将更多。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更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现在遇到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

　　12月21日 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他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最后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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