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6年

　　1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不能手软。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2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结束时他指出：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党员还要按党纪处理，有的要开除党籍。现在我们的缺点是不够严格。对党员要更严格一些，不管多老的党员，都应该严格。因为我们法律还不完善，法律处理要慎重一点。但是党员的标准总是明确的吧！在这项工作中，把一些确实该开除出去的人清除出党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好机会，这方面不要软弱。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中，清除一批人不会犯错误，这样办可以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还是处理上比较软。要继续狠抓下去，我们要认真严肃地搞两年，人们对我们的信心，包括国际上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上海陈小蒙、胡晓阳那个强奸、流氓犯罪案判得好，党内外、国内外觉得我们有希望，但并不会因为这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我们就认真地做，证明我们不说空话。

　　3月5日 对王大瑜、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三月三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作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根据邓小平的批示，有关部门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讨论，讨论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四月六日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十月六日，他在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又称“八六三”计划 注【这个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

　　3月28日 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他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拿事实来说话》。

　　4月4日 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他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

　　4月19日 会见捐资助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赞扬他们为国家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尤里卡”计划。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搞。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搞这些要利用现有人才，将来香港人才也应该容纳在内，还有海外留学生、华人学者，希望他们出力。华人中有很多人才，如李政道、杨振宁，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

　　4月23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4月24日 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济民时说：“一国两制”是国策。香港有人担心这个政策靠不住。要使人有信心，就要做工作，要使他们通过实践相信“一国两制”不会变，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不会变。信心问题最终要靠实践来证明，现在不相信，到一九九七年看到政策不变，他们就会相信，到了二○○○年还是不变，他们就更相信，到二○五○年他们就完全相信了。“一国两制”首先体现在基本法，但基本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有许多香港人主张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细，太细了不好，越详细越管不住。你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的理由，变了对我们不利，香港会成为国家的包袱，几百万人的生活怎么办？要靠国家来养这怎么行！变不得的。在过渡时期，香港是会有波动的，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也还会有波动，不会平平稳稳。问题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我们要做工作不发生大的动荡。小动荡可以预料，不可怕。英国人是要搞一些把戏的，这一点我们要清醒。福利主义不能搞，搞不起。香港问题解决的程序，第一是搞基本法，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第二就是交接，要顺利交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体在基本法制订出来后，从一九九○年开始就要认真搞参与，要有参与的时间，即中英联合声明说的过渡时期的后七年。参与，是香港人的参与。当然，也有中央政府的事。从现在起，四年内就要物色人，创造这些人参与的条件，做好准备工作。直接参加管理的人，要找一些四十岁、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参加进去，才能接得上。参与得好不好同接收得好不好是一回事。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是个安定因素。不要以为香港不动乱，等到发生了动乱再派军队，问题就严重了。有点象征性的军队，就可以防止爆发动乱。

　　5月10日 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谈到中国的改革问题时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在谈到吸引外资问题时说：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不仅要管这个世纪，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

　　5月20日 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过去的经济体制调动不了积极性，农村因为进行了改革，才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下面活动的余地就大，发展就会快。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上面的机构就没有好多事情可干，就可以精简了，就可以按才能合理地使用人才，减少官僚主义。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有，也要在改革中逐步消除。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国家把什么都包起来，下面的积极性发挥不了。企业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一切靠国家计划，没有主动性，吃“大锅饭”。企业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权利和义务都在国家手里。企业对生产的好坏不承担责任，包袱都由国家背起来。如果改革成功，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城市改革每个措施都会影响到千家万户，每个家庭每个人都面临像物价一类的问题。改革中抱怀疑、等着瞧态度的人是有的，办法还是让事实去说服他们。

　　6月10日 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指出：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到二○○○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二是外汇问题。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步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6月18日 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称赞荣家在历史上为发展祖国的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他说：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的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在谈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说：我们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6月21日 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说：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错误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极左调动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致使社会长期停滞。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纠正了极左错误，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现在开始见效了，处在一个发展时期。在介绍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说：如果达到了这个奋斗目标，首先，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了，再加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和平力量，战争就更有条件避免。其次，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为人类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是长期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我们的进步和发展，后来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所以对人类的贡献少了。第三，那时，中国仍然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国政策的基础。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发展起来了，还是要把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不要忘记第三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要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实现中等发达水平的中国，仍不忘帮助穷朋友，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

　　6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在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时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干预大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7月14日 会见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在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说：我们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还要使干部进一步年轻化。老人有老人的长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所以，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

　　8月5日 在北戴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说：几年来我一直是尽量地不做工作，一旦我不在，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事情仍然可以办得好，现行政策仍然能执行得好。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和党的安全问题。我人还在，但是别人做工作，就可以向国际、国内证明，现行政策不是决定于我一个人，而是决定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

　　8月19日-21日 在天津视察期间多次同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他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可以多找一些国家。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津港下放两年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他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些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天津时的谈话》。

　　9月2日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在回答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他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在回答致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民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在回答以后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时，他说：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他最后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9月3日 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需要审慎从事。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部分。

　　9月13日 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关于工资改革问题，他说：解决工资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加以肯定，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二部分。

　　9月28日 出席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并讲话。针对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有人提出决议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9月29日 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三部分。

　　10月18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和夫人、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和夫人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10月21日 为悼念刘伯承逝世，发表《悼伯承》一文，对刘伯承一生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文章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篇文章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1月3日 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在谈到培养使用人才问题时指出：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国内办高科技中心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吸引人才回国。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对成名的学者为何不可以破格提升？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我们建国时一些领导人都是四十多岁。当然，我们那时已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革命斗争。现在选拔的四十多岁的人缺乏这个锻炼，三十多岁就应该注意从基层培养锻炼，逐步提到领导岗位。学术界也是一样，有才干的年轻人要上去，学术界才能活跃，光靠老同志还不行。论资排辈的状况一定要改变。学术界、教育界应该在年轻化方面带个头。

　　11月9日 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回答根据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经验，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具体内容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领导层干部年轻化，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这个谈话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四部分，一篇题为《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11月14日 会见前来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一行。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时说：实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两个目标，关键是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的这几年，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但规模还不够理想。可以设想，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到七万亿美元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规模是很大的。人们现在都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强大市场，我相信这一点，当然可能在下个世纪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在回答问将来美国商业界在中国投资是否可以有直接的拥有权，是否可以同中国共享利润的问题时，他说：合资也好，独资也好，都可以。既然合作，不分享怎么行。你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法律不完备，这可以逐步解决。现在我们确实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够。

　　12月12日 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访华团。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主要方面。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够理想。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人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古代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但是我们下决心改革。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头绪，但看不到改革的完成。在谈到中日贸易和中日关系时说：逆差太多了不行。这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能否持久发展下去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中日关系，以经济纽带带动政治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才会真正成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12月14日 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于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中间我们当然也有些好的东西，也有创造和发展，比如原子弹、卫星等，都在那个时候，但总的社会经济面貌没有大的改变，我们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是一场灾难，在许多方面是后退状态。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光我们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之，贫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谈到我们的发展目标时说：本世纪末中国会出现一个小康社会，虽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一万亿美元到一万二千亿美元，就是人均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那时的人口有十二亿。下个世纪，在一千美元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还需要花三十到五十年，设想那时的人口控制在十五亿，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人均四千美元，只能说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国家总体力量至少将位于世界前几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想，过去我们靠这个理想打赢了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由于一些失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至七十年。我们的信念不是空洞的，但必须去做。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要发展自己就要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我们要搞活经济，要开放，就必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12月19日 听取几位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指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搞企业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在谈到金融改革时，他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有得有失。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12月30日 就学生闹事问题 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情况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当局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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