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9年

　　1月2日 对民主党派成员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所提建议作出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邓小平这个批示，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下发。

　　2月4日 在上海会见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而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中国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贡献。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同美国在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同日本恢复了两国邦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与英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

　　2月22日 在会见布隆迪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说：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但还是要发些牢骚。我们的事情又好办，又不好办。好办的是举国一致，十亿人都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发展战略；难办的是完全照顾到十亿人不容易。十年的发展使我们上了一个台阶。上台阶的好处是差不多十亿人都得到益处，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热。人们提出的要求更高、更难满足了。总之，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

　　2月26日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他还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3月4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关于如何估计形势，他说：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他最后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不允许乱》。

　　3月23日

　　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他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他说：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4月8日 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将军。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这几年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带来了一系列供求关系的困难。这种现象如果在五年前就警惕，可能情况比现在好得多；哪怕在三年前注意这一问题，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这件事也许为国际上提供了一种经验：当事业进行顺利时，就要提高警惕，避免差错。要考虑到发展快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过失。即使出现了，也要尽量缩小。

　　4月28日 就海南岛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问题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注【海南一九八八年建省并在海南岛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位于北部湾东部、海南岛西北部的荒凉半岛洋浦划出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外商成片开发，租期为七十年。此举引起不同意见。三月三十一日，中共海南省委负责人写了《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给杨尚昆并报邓小平。这是邓小平在详细了解情况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后的批示。】

　　5月11日 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在谈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争端时说：中伊两国是朋友，我们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你们和平共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我还是一句话，“和为贵”。他说：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当前国际缓和的大气候下，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只能选择对话，不能选择战争。中国要力争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5月16日 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指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时，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在谈到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的问题时，他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他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31日 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在谈到动乱平息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第三代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根本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他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他告诫：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最后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6月9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 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他指出：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总结过去的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他最后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6月16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表示，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他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还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说：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第二，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要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他最后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6月23日-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7月2日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是在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布制裁中国的情况下秘密访华的。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8月20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选集中了邓小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二十八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共三十九篇。文选所有文稿在出版前均经作者审定。

　　9月4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主要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军委要有个主席，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关于国际形势，他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最后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信中说：“一九八○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封信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9月16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在谈到不久前发生的政治动乱时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邓小平请李政道教授转告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请他们放下包袱，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他还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9月19日 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针对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在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国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一个国家自称为世界宪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本身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但也没有把中国搞垮。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

　　10月1日 出席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四十周年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与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谈到不久前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时说：发生那件事是坏事，但归根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我们的秩序两个月前已经恢复，但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过戒严不影响人民的正常活动。

　　10月10日 为纪念十月十三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四十周年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0月26日 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0月31日 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1月6日 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江泽民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

　　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十一月九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11月10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答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等问题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1月12日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发表讲话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1月17日 在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时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

　　11月20日 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他说：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11月23日 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他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12月1日 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说：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他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在谈到今年发生的动乱时，他说：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2月10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他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他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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