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我天生是做记者的料

　　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把自己对各国政要进行专访的文章集结，收录成《风云对话》一书。这本书在今年年中就已经出版，但忙于采访的阮次山直到日前才到北京来为书做宣传——他选择了在高校做演讲的方式。

　　访人访出了名，阮次山也成为被人争相采访的对象，于是有了本报记者与他下面的对话。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名人

　　“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的职业责任是去采访别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大家都看得到，您总是采访那些被人前呼后拥的高层人物、首脑人物，现在您自己也成了被人前呼后拥采访的对象。您在这样的角色转换中，怎么看待自己？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名人，也不习惯自己被人前呼后拥地采访。我是个记者，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的职业责任是去采访别人。

　　我看过很多世界上知名老记者写的书。这些著名的主播、主持人经常采访世界重量级人物，自己也总是被别人追访。但他们没有哪一个有过很炫耀的架子，大家都在用一个新闻人的规范来约束自己，让“我”还是“我”。

　　记：这种约束是有意识的？需要时时提示自己？

　　阮：当然！要维持自己头脑的清醒，这种约束力始终要有。做新闻工作，你是个离名利场很近的人，你可以有机会接近很多大人物，但是你采访了柳传志，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和柳传志比肩；你见了乔治·布什，不要以为你和布什也差不多。你还是你！人家都说我这个人没架子！我为什么要有架子？我凭什么有架子？我不过是做了自己职业范畴里应该做的事，应该做好的事。我工作中的一些进展，绝不代表我就能把自己当成成功的企业家，当成王公贵族。我只是我。而且采访得越多，看到的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够丰厚。

　　记：记者做到您现在的位置，就有了一个自然的高度。

　　阮：当然，当然！很多知名人士，特别是那些政府要员，他不可能随意接受任何人的采访。这些公司负责人、这些老板、这些政要，他们每一分钟都是经济效益或者政治效益啊！所以他们要接受采访，一定要找有国际影响力的记者。而一个“小”记者写的文章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而且这“小”记者还可能会因为没有经验，问一些“傻”问题。

　　任何采访都不是挑战

　　“我会让那些接受了我采访的人感觉到，接受我的采访，是他们一辈子安排的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记：多数人对您的评价是，您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种品质是天生的？

　　阮：我说了，我是天生做记者的料。我善于跟人打交道，善于谈话。我的同事说我：阮先生，你对着墙壁都会讲话！这大约有一半是天生的，还有一半是我比较真诚。我也做过“跑街”记者，采访过很多最普通的人，我能通过谈话，挖掘人家内心哎！

　　记：有的时候您很可能遇到一个自己不那么感兴趣的人，这个时候您还能保持一种职业兴奋？

　　阮：我可能是有点怪了，大家都说从来不见我松懈。我想，这更多的是出于习惯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新闻打交道，每天看新闻、想新闻、分析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要是不让我看新闻，不让我知道这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只有那么一两天，我也会受不了。而具体到对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可圈可阅的地方，我把新闻当作我的生涯，我绝对可以尽心尽力地对待任何一个采访对象。

　　记：但对记者来说，具有挑战性的采访，应该是更愿意去做的？

　　阮：不是挑战。任何采访对我来说都不是挑战，我也从来不挑战对方。我会让那些接受了我采访的人感觉到，接受我的采访，是他们一辈子安排的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我确实有“偏”见

　　“其实一个人有主张，有见地，那一定是'偏'见。”

　　记：新闻有一个原则，就是中立、客观。事实是，在很多问题上您本人完全是一个专家，有自己的见解主张。作为记者，您怎么可能保持客观、中立？

　　阮：虽然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站在宏观的角度、客观的立场，但我不能否认个人肯定有自己的倾向。我非常明白，我的文章、我的语言要对读者、观众负责。我脑子里总是有根弦，只要一动笔、一上电视就提醒自己：放下主观意愿。但是，我并不指望自己能完全客观。

　　其实一个人有主张，有见地，那一定是“偏”见。而有偏才有见！在我的节目里，总是加入一些很鲜明的点评，这应该属于有意打造出来的“偏见”，我不避讳把我的一些看法先摆出来。只是，这些评论的出处，我首先坚持消息来源的准确性。点评以采访得到的消息与观点的样式出现，以印证后面受访者的立场和说法，观众自有评判。我立自己的观点，用的是新闻的手段，没有违背“客观”这一原则，但是观众也许就能接受我的“偏见”。“偏”见要偏得不同于别人，偏得有根据。

　　这辈子傻一

　　次已经够了

　　“想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没有成就感。”

　　记：您也有过不“灵光”的时候？

　　阮：我年轻刚做记者的时候，出去采访也是诚惶诚恐的。刚开始为了让别人觉得我老成、牢靠，特意留了胡子，以致今天根本就剃不掉了。上大学二年级，第一次去采访一位名人，他跟我吹，吹，吹了两个多小时，我心里有疑问，等后来有机会见到他所说的，发现他果然在蒙事！

　　记：这种被蒙的次数多吗？

　　阮：我敢说我是个天生的记者，我总是会存疑然后去印证，而且要做到没有人能“唬”住我，我学了很多，政治、历史、财经。我不敢说自己聪明，但我觉得这辈子傻一次已经够了。

　　所以像鲍威尔那样的人会点名让我采访他，而且是两三次。他对你有信任度，知道你对相关问题有一定的研究。我确实有了自信，我对美国政治的预测和分析，至今还没有失误过。这绝不是自负。

　　记者：但这些不都是让人产生自豪、自信甚至自负的资本吗？

　　阮次山：对我来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自己还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感。其实我还很想能采访到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但这还需要我好好去努力。

　　另外，我采访过很多大国的首脑，但是还有很多小国的要员没有接触过。比如欧洲的卢森堡，只有几十万的人口，你在他们每个人脸上几乎永远看不到笑容，但是那些脸很自信。你和他谈美国，他们对于美国的内政外交似乎都有一种俯视的视野，表现出的是一种贵族的气质。我很想了解这类文化的底蕴究竟在哪里，我想知道世界的多元文化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想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没有成就感。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我敢说，很多人一提到中国，就会肃然起敬！”

　　记：我注意到，您为《风云对话》等书的出版做宣传，选择了到高校演讲的方式，而在给大学生讲中美、中日、海峡两岸关系时，您非常自然地烘托出一种民族自信、自豪的气氛，特别强调了“大气”的品质。事实上学生们被您的热情完全感染了。

　　阮：是的！我在有意识地营造这种气氛，这也是我演讲的目的之一。我在世界各地游走，和世界一些国家的要人谈话，看国际风云变幻，我也越来越乐观地看清了我们中国的位置。我想用我的所见告诉大家：中国人应该有自信！中国正面临着从秦始皇以来，对我们最好的一种世界格局。我们的外交声誉也已经被抬升得很高，我们的货币也显出格外的坚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不是几十年、十几年前，甚至几年以前可比的了。我敢说，很多人一提到中国，就会肃然起敬！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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