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讲道义有利于崛起大国提高实力地位、争取国际支持，但这并不意味道义现实主义认证“不讲道义的国家就崛起不了”。历史上有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也有不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不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应借鉴历史上靠暴虐杀戮成功的经验，而是建议借鉴那些使用武力但也运用道义原理取得成功的经验。例如，周武王、齐恒公、唐太宗的经验。那么，道义大国是如何成功崛起？下面谈一下国际道义的相对性问题。
首先，国际社会是以霸权国的道义水平作标准来衡量崛起国的道义水平的，即国际道义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对外政策都具有相同的拓展性质，但只要崛起国的政策道义水平比霸权国高一点，就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讲道义的；而如果低一点，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要争取国际政治支持就需要采取比霸权相对道义的对外战略。
其次，中小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哪一方更道义的判断并不依据他们是否进行战争，而是看哪国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多，特别是安全好处，如果两者都带不来好处则看哪一方的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小。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为的正义性，而非不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二战时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被认为是不道义的。英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给欧洲其他国家没带来好处而是害处。
所有国家都不希望别的国家比自己强大，既不喜欢霸权国也不喜欢崛起国，中小国家是根据利害关系来判断霸权国和崛起国何者讲道义。依据有利原则，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好处多的一方讲道义；依据无害原则，他们则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将损害他们利益小的一方视为讲道义。例如，欧洲国家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无好感。不过，欧洲国家虽然不喜欢美国霸权但他们更担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于是宁可损失一些主权也让美军在他们国内建立军事基地。许多亚太国家采取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向战略，这个现实说明，他们认为经济上可以从中国获利而安全上可以从美国获利。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大于美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天天进行战争而我国一场战争都没打，反而是许多亚太国家采取安全靠美国的政策。认为一国崛起无害，是他国认为该国讲道义的必要条件，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时，该国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
第三，国际社会根据霸权国与崛起国拓展利益的内容，判断何者相对讲道义。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其实力上升的过程都是利益向外拓展的过程。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拓展的利益内容不同使得一国的道义形象不同。一般讲来，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比在传统领域拓展利益容易形成道义性。如果崛起国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利益冲突方会较少，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就小，甚至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常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利益领域。在新兴领域，拥有相同利益的国家相对较少，于是拓展利益对他国形成伤害的可能性也较小。例如，当工业生产创造国际贸易市场，这时美国在中国搞门户开放的扩张政策就显得比欧洲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地的扩张政策显得讲道义，这是清政府同意门户开放的原因之一。当工业化创造出国际资本市场后，向海外拓展资本利益就比拓展商品市场利益显得更讲道义，这就是为什么打开一国投资市场的阻力相对小于打开对方商品市场。大国崛起都不可避免地要拓展其国外利益，其国外利益得不到拓展的国家肯定不是崛起大国。便拓展重点是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对其道义形象的影响则不同。
根据有关国际道义相对性的讨论，中国该如何做？
一是，我国外交战略要将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争取国际支持。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支持也无没反对中国崛起，我们的国际环境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意味着，出台一项政策首先要考虑是否会引起反对，然而再考虑如何争取国际支持。以南海为例，现在外长出访东南亚以争取一些国家支持我国南海立场，如果前期我们在防止反对我国立场方面多下一些功夫，现在面临的形势可能就不一样了。为保障我国崛起的成功，总结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都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重，因为以往的成功战略并不必然适于现在的时代，但以往历史的原因仍会导致今天重复历史的失败。总结历史上那些崛起国因遭到严重反对而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二是，中国崛起是在信息时代，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主攻方向应选择在网络领域拓展利益而不是传统领域。网络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经济，我国已是网络技术第二大国和网络使用第一大国。网购能力是我国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的有效工具。由于多数国家与我国网络技术和网络使用能力差距较大，因此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将具有利益冲突小的特点，且很多国家愿意搭乘我国网络发展快车。这意味，拓展境外网络利益比拓展传统领域利益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甚至认为是相对讲道义的行为。把我国网络封堵起来，只在国内建设而不向全球拓展，这不仅可能使我国丧失崛起的战略机遇，甚至可能给我国崛起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个就是极左路线干扰外交的问题。十年动乱的特征被总结为“假大空”三个字，是指说假话、大话和空话。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不以国力为基础提出不实事求是的国际承诺和对外战略目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大国道义的核心内容。超越国力的承诺和目标是无法兑现和实现的，于是必然导致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从操作化的角度讲，我国的实力为世界第二，而非第一，即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50%左右。这意味，我国的国际承诺和战略目标无论应于美国。国际社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发达中国家都做不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年内承诺的外援至少要低于GDP的0.7%。然而，2015年我承诺对非援助600亿美元，对巴基斯坦460亿美元，气候变化200亿人民币（约30亿美元），南南合作20亿美元，还免除了发展中国家截止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总额约为我国2015年10万亿美元GDP的1.1%。目前，发展中国家向我国要援助的越来越多，额度越来越大，我国不同意就以双边关系下行为要挟。朝鲜核试验、印巴发展核武器，印巴军事冲突，阿富汗战争，俄罗斯进行战争，这些家门口的动乱都不是我国国力所能防止的。总之，防止极左路线对外交的干扰，我们就得依据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防止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争取“得道多助”的国际效果。
（本文整理自第十五期清华国际关系论坛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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