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一族”对城市户口爱恨交加

　　户口，一直是打工在大城市人群心中的痛。现在某杂志社供职的张小姐说起户口这个话题，连声说“难”。她说她真正意识到户口的重要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因为在广州读的大学，所以想留在广州。可是奔波了好久却一点消息没有，因为她没有广州户口。眼看着派遣的最后日期一点一点临近，她一咬牙，开始放弃寻找专业对口单位的想法，开始找能解决户口的单位，干什么都行。最终一家报社接收了她。

　　然而，虽然有了户口，但在一片广东话中，外地人的感觉还是那么强烈。她想不明白，户口这东西为什么竟让她牺牲了自己的专业和爱好。

　　去年，她又来到北京，到了这里才发现，这个地方比广州更让人有自卑的感觉，因为没有北京户口。

　　刚飘到北京的时候，在一家报社打工，每天冒着烈日和寒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奔波，没有基本工资，只按80元/千字拿稿费。看看身边的正式员工，也就是有户口的那些人，挺轻松的，每隔一段时间还发劳保用品。想想自己干的活不算少，可是户口剥夺了自己平等享受收入的权利，心有些疼。

　　“这样的想法一天天在积累，终于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在明白了自己无论如何努力、无论自己如何出色，只要没有户口那个东西我就无法进入这个报社的大门之后，我走了。”

　　后来她又去了一个网站，“由于这里多数都是外来人，大家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没有那种严格的等级，没有身份的差异，但大家都似乎在回避谈论北京市户口，就像在回避每次办暂住证时那种波动的心情一般。其实大家也明白，这种暂时的回避也仅仅是自欺欺人罢了，因为无论你想与不想，这根敏感的心弦或许哪天就会被别人拨动，然后咚的一声就断了。”

　　为了户口，已经毕业2年的她又捧起了书本，准备考研，“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张小姐这样计划着她的未来。

　　在外企做首代的方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房是用亲戚的身份证买的，然后再过户到自己名下。他不明白，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在引进别国的先进技术，是在为一个城市做贡献，自己每月交的个人所得税也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北京市民，现在又有了房产，为什么还是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小到手机入网，出国护照，大到孩子教育、买房、买车、办公司，“飘一族”无一处不因为自己是外来人而感到困难重重。

　　-户口簿的“潜台词”是人口多、资源少

　　石家庄市公安局户政处处长钱爱梅，做了30年户籍工作。她回忆说，相当长一段时间，石家庄市市区户口始终处于控制发展中，直到70年代末期，才按照国家规定，正式人口千分之二的农转非指标办理部分人的城市户口。“以致当时有人戏言，跑下一个进市指标难过娶媳妇。”

　　实际上，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曾明文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权利。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1975年，修正的《宪法》颁布，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解释说，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做这样的控制，是因为如果人人都能随意占有资源的话，社会就没有秩序了。我国人口多，资源有限，只好对资源分配做一种易操作的规定。比如教育，如果资源多，大家都有大学上，就无所谓了，问题是资源有限满足不了所有人上学的需求，所以就要用户籍制度控制高考制度。而户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城市户口的许多功能逐渐弱化，但附在其背后的利益对外来人口仍有很强的诱惑力。如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国营企业招工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社会保障制度中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此外，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还要交纳各种寄读费、暂住费等等。这些限制条件，使外来人口无形中增加了生活成本。因此，这些外来人依然千方百计地争取户口。

　　对于有些人来说，户口其实是一点也不重要了。李强教授认为，以前获得资源的手段只有户口，现在通过社会规范获得资源的手段、途径开始增多了。

　　-经济杠杆能否调控人的迁徙？

　　石家庄市区生活的30万外来人口，从上个月起，已有资格陆续成为该市6个市区的人了。

　　8月1日，石家庄户籍改革正式实施，公布了7条户口全面放开准入标准，在直系亲属投靠、外来投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外来务工人群户籍管理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石家庄市的这次户改被称为“开省会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先河”。

　　“截至8月14日，已经有4000余人办理了进市的手续。”8月16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户政处钱爱梅处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石家庄市市长臧胜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石家庄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完全取决于户籍制度，而是取决于有没有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有没有事干，有没有钱赚，有没有饭吃。”

　　今年3月，浙江湖州市便率先打开了户籍“变法”的大门。

　　随后，4月初，广西以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农转非”计划指标限制。

　　5月，上海由于人户分离情况的增多，改“户籍制”为“居住地制”。

　　7月中下旬，浙江省宁波市彻底拆除城乡之间的户口门槛，农民进城获得非农户口将成为现实。

　　其实，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了。当年年底，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成立。1993年9月30日，国务委员召开会议研究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从此起步。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开始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今年3月30日，国务院又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专家指出：户籍制度游离于《宪法》之外

　　迁徙自由本身是宪法人身自由的一个延伸，不管宪法有无明文规定，这种自由都随宪法存在的。几十年来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游离于《宪法》之外的。”这一观点来自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陈丹洪。

　　陈教授还指出：其次，户籍制度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将出生地作为人生的一个限制，使各地区的人缺少了平等分配国家资源、平等交流的机会。

　　第三，户籍制度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常被简单化地理解为技术、生产力的现代化，其实现代化更是一个精神变化、社会关系变革的过程，是从身份制度到契约制度的革命。

　　第四，户籍制度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是与计划经济相配合的一种“管人”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的模式，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有专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人们的迁移、移居自由将会由更市场化的城市管理制度所代替，人为的、行政的“审报”功能将逐渐消失。但“户口”登记制度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会与世界各国一样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

　　-户口完全放开

　　会产生两大社会问题

　　“户籍制度虽然有弊端，但是它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下子废除掉，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是不是要废除？如何废除？如何弥补其缺陷？这些问题都应该慎重对待，慢慢摸索。”陈丹洪教授指出了现有户籍制度带来的四方面弊端的同时，也谈到了完全废除的问题。

　　首先中国农村人口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取消户籍制度，可能造成人口的盲目流动、城市的混乱以及犯罪率的上升破案率的下降。农村还可能出现土地弃耕、农业资源没有人开发的现象。

　　第二，城市资源本身有限，让外地人分享，现有城市人口的心理失衡，这种失衡不可小看，可能导致地区居民之间争夺生存空间和手段的冲突。原有的人均资源会下降，短期内可能造成困难甚至灾难，给交通、医疗、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等带来不堪承受的重负。

　　还有专家认为，一些国家的公民享有自由迁移和移居的权利，是因为人口密度小，机会多，城乡差距不大，社会收入富裕程度均衡所致。而我国由于地区间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内陆与沿海)等多种因素，“事后迁移”不会在短期内就能实现。

　　-户籍改革：不可操之过急

　　几百万人口的吃饭、用水、住房，会给一个城市带来巨大的难题和考验。但更多的外来人口已经有吃有喝地住了下来，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开始在大城市安家、创业、扎根，成为“外来”的“常住人口”。

　　然而，这一部分人员中很多人依然只能以“外来人口”的群体身份在大城市生活，但他们显然已经越来越深入地逐步融入城市和城市人的生活，离开他们，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同样，城市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安排，已经不能不将这一部分人员的存在作为重要的依据。

　　陈丹洪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的观点是“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有一个过渡期，采取一些过渡措施，比方加一些诸如居住的期限、有无固定住所、有无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等限制条件，使城市在吸收有用的人才的同时不致留下社会问题的隐患。从全国的意义上讲，可以在部分地区实行试点，而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可以缓行一步。

　　“户籍制度与修改宪法无关，因为公民有迁徙自由这一点在宪法中是很明确的。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必要出台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法律，这太不切合实际。”文/本报实习记者刘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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