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除贪官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说这话的周伟，70岁，声音洪亮，身体健壮，走路时像一个小伙子那样晃着肩膀，但当他咧嘴笑的时候，暴露出缺了几颗的牙齿。

　　两年前，这位离休老干部的牙齿还很整齐。以他为首的老干部先后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等沈阳贪官，他因此换来两年劳教，5颗牙齿就是被“教养”掉的。

　　被“抬”出教养院

　　今年4月22日，编号297的周伟以一种极为特别的方式提前告别了教养院。那天凌晨，就像戏曲中的一些场景一样，他突然被8个闯进房间的警察摁在床上，接着抬出了房间。周伟大叫大闹，乱踢乱蹬，引来了警察们的笑声，他们边抬边说：“没见过像你这样不乐意提前释放的人。”

　　等周伟恢复了自由，他已经站在自己家门前，警察还把他的东西负责任地搬到了楼上。

　　1998年5月7日，周伟被劳动教养。在离休前，他任沈阳市家用电器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厅局级干部。

　　在教养院，周伟床前标识牌上“罪错”一栏，填的始终是“群访举报”。这是一个听起来很荒谬的罪名，但是周伟认为，正是这种荒谬，倒比《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所说的“煽动闹事，扰乱治安秩序”更接近于真实。

　　周伟案所涉及的“闹事”发生在1999年5月5日。照《劳动教养决定书》上的描述，那一天，“六百余名上访人员聚至市委老干部局、市政协办公楼前，百余人强行闯入办公楼围攻、纠缠信访接待人员，无理取闹达1小时30分，造成有关部门工作中断；此后六百余人又到市政府，强行闯入办公区域内非法集会，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次集会的参与者是沈阳市的老战士，他们要求尽快发放时任市长慕绥新承诺要发的“荣誉证”。

　　在沈阳，“老战士”和“老干部”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因为各自利益要求不同，活动也并不一致。作为“老干部代表”的周伟，至今不承认是这一集会的“煽动者”；很多人证明周伟与此次集会根本没有关系；在后来周伟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庭上，证明周伟有煽动言论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竟然不认识周伟……

　　为了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指控，周伟付出的代价是：700多天的劳教，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记忆力一度急剧下降。他还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

　　周伟至今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让他提前十几天出来，释放时间应该在5月6日。但4月21下午，沈阳市司法局的有关领导突然来到，告知他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周伟居然铁了心要“把牢底坐穿”，即使被劝说了整整7个小时。第二天凌晨戏剧化的强制执行表明，对方的意志更坚决。

　　周伟的妻子赵岩说，提前释放可能跟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有关，这个谣言说，5月6日这天，沈阳将会有大批车辆自发开到教养院，欢迎周伟出来。

　　在朴素破旧的住房里，赵岩哆嗦着手做这做那。在她丈夫劳教期间，赵不幸患上帕金森氏综合症，此症据说与沉重的精神打击有关。

　　就像很多老夫老妻一样，赵岩一边唠叨老伴太爱管闲事，一面又用自豪和钦佩的眼神看着他。

　　周伟从教养院出来的消息传出后，有七八百人聚集到周伟居住的居民大院，周一出家门口，人群为他闪开一条路，所有人的手都伸过来了，他一路握了过去，许多人哭了，他的眼泪也含在眼眶中。

　　“上访、举报，周伟无罪！他是老干部的精英、反腐的英雄！”郝黎，一位沈阳老干部说。

　　“老干部反腐队”的头儿

　　在沈阳，周伟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个民间反腐败的英雄。大家公认，他被劳教的真正原因，是他触怒了当时的当权者。

　　1995年，一些老干部组织了一个“足疗协会”，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聚在周伟家里“足疗”。从交流健康经验开始，发展到维护自身利益，后来，他们又提出了反腐败的任务。

　　周伟成了这些老干部的领头人物。周伟的出名其实很早，1982年严打经济犯罪的时候，他就曾举报过经济大案，其事迹被写成长篇通讯，当时的辽宁省纪委副书记特为配发评论称他是“自觉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的一个典型”。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1993年9月10日，从单位离休后的周伟执笔向中央写报告，就如何解决企业离休老干部的待遇提出意见，没想到，10月20日，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联合召开座谈会，宣布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这封信的批示，指出中央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周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曾经在机关做过秘书和组织工作，对理论和政策都很熟，而且讲话不留情面，很多官员怕跟周伟当面接触。

　　周伟把这些优势都用到了反腐败。这帮老干部反腐有一套程序：每次进行完足疗，周伟就将搜集到的反腐材料进行整理，供大家讨论；一旦确定“腐败目标”，就由老红军牵头，十几位老同志租上一辆中巴去调查；再由周伟写报告，送到各个部门；碰到重大问题，周伟就带人亲自到北京有关部门举报。

　　从1995年开始，周伟组织上报材料100多次，有50多万字。周伟给重要的材料特意作了编号，在编过号的材料中，提出反腐败问题的就有33次。

　　渐渐的，这支“老干部反腐队”在社会上有了名气，参加“足疗”的老干部越来越多，找周伟反映问题的也越来越多。

　　周伟说：“抓除贪官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这个乐趣却让一些人不痛快，一个执行训诫任务的警察就喝斥他：“反腐败这样的闲事儿需要你来管？！”

　　但周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

　　举报牵涉马向东，丢了党籍

　　现在周伟终于高兴地看到，在他从教养院出来时，自己曾经揭发过的沈阳贪官却正相继向牢狱走去。

　　这个行列里面有原市长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原法院院长贾庆祥、原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等诸多官员。

　　最让周伟有成就感的是，在1998年、1999年，他就向中央举报了马向东和慕绥新存在的问题。

　　1998年春节前后，沈阳市于洪区宁官村的数十位村民找到周伟家，进门就扑通跪倒。他们反映，4年前，该村村干部未经村民同意，私自将一块集体土地非法转卖，计人民币420万元，可是有300万元不知去向。

　　为此，宁官村近2500名村民联名举报至沈阳市检察院。正当案情有所进展时，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称号获得者金殿甲，却被安排“另有他用”，6名涉案人员被取保候审，而举报此案的几十名村民却被抓、被打。

　　听完农民的哭诉，周伟立刻同一些老干部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宁官村被违法用地所占良田达6137亩，价值3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被私分和挥霍，而且，在非法占、毁、炒地以及村镇干部巨额贪占的背后，还有一把重要的保护伞————在这项交易中，马向东的岳母景玉兰是牵头者。

　　“当时，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正分管财政、土地、城建等要害部门，他给他岳母景玉兰办炒地手续一次就获利400多万元。”周伟说。

　　周伟迅速写就《对沈阳非法占地权钱交易大要案的举报》，并送到了辽宁省委。可是，这份材料被转到沈阳市后就没了消息。5月21日，周伟带领6名村民代表赶到北京，向中纪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举报了“宁官村土地案”。

　　5月28日，周伟回到沈阳后，立刻遭到行政拘留，理由是“非法集会示威”。8月7日，他被正式拘留，被拘留的第三天，他又被莫名其妙地开除了党籍，甚至连开除决定也未给本人。经过多次讨要，8个月后，这份决定才给了周伟。

　　周伟说，决定是被篡改过的，因为他记得，原来所说的错误原因是第6章33条“政治类错误”，而现在改成了第12章160条“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错误”。

　　周伟认为这一处修改“改得聪明”。“我们群访、上访、举报贪官，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以第6章33条来处理，他们自己都知道站不住脚。”

　　举报慕绥新，教养院“虚位以待”

　　“吃一堑，长一智”，但周伟显然没有在1998年被拘留和开除党籍的事情中接受教训，第二年，对另一件大案的举报终于把他“送”进了教养院。

　　1999年3月，40多人找到周伟，告知沈阳华兴企业集团以融资方式骗取数十亿元，诈骗者、该公司老板苏英奇逃到境外。这个金融诈骗案中最令人称奇的一点是：苏英奇不仅身着警服、有着与众多领导的合影照片，华兴集团还有政府颁发的AAA顶级信誉证明，正是这些让一些人对他深信不疑。

　　更为蹊跷的是，在事发之后，追讨被骗款的一些上访群众居然被拘留，而且不准任何人对此案进行复议，即使申诉到法院也不准受理。当时的市长慕绥新甚至曾经传达指示：苏英奇案沈阳自己处理，对敢于进京举报的，“从重从快打击，决不手软”。

　　后来查明：苏英奇此前曾多次给一些权力部门捐钱捐物，数额巨大；苏和一些领导的关系更非同寻常。

　　周伟没管那么多，在接到举报、核实情况之后，他就赶往北京，向公安部举报了诈骗案以及慕绥新打击上访者，得到了公安部的认定。

　　回到沈阳一段时间以后，5月6日的晚上，20名警察在周伟的家门口带走了他。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很高，第二天一早，他就被送到了龙山教养院。奇怪的是，因为“煽动老干部集会”被教养的周伟，在3个小时的审讯中，被问的都是：“苏英奇案主要举报人和执笔人是谁，去公安部、中纪委和最高法院上访的都是谁”这样与指控罪名距离遥远的问题。

　　更奇怪的事情是在教养院里，他一进去，就发现房间和管教人员早就准备好了，人家一听说是他，问他怎么现在才来，说教养院“虚位以待”都等了一个多月了。一个月前，认定由周煽动的“非法集会”显然还没发生。

　　回想起来，周并不后悔，“土地案子涉及2万户，8万多人，金融案涉及3万户，9万人，一共将近20万人。我替这么多人说了真话，应该感到光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周伟进教养院两个月后，马向东便因澳门赌博而东窗事发。

　　谁为周伟正名？

　　在地处沈阳市郊一个山沟的龙山教养院，作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问题性质也最特别的劳教人员，周伟还在做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还就劳动教养和对待上访分别写出调查、建议报告，指出劳动教养制度和司法不衔接，主张官员以带案“下”访来化解群众“上”访。

　　使周伟得意的是，关于劳动教养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教养院领导的高度评价。周伟说：“既然已经进来了，我不能白来一趟，就算是作家体验生活吧。”

　　尽管又被开除党籍，1949年入党的周伟依然以一个共产党人自居，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党的信心。

　　周被开除党籍不是第一次。1957年周就因“大鸣大放”被划成右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一直到1979年他才得以改正。

　　这个热心的老头很快在教养院获得尊重，还被评为优秀学员，按说应该缩短教养期限，但慕绥新早就声言对周伟案子的处理原则：“不减刑，不翻案，不院外执行。”

　　当年开除周伟党籍之时，慕绥新就曾在全市通报大会上宣布：“开除周伟的党籍是沈阳市委市政府定的，如果错了，就是沈阳市委市政府集体的错误。”

　　言犹在耳，慕绥新已成阶下囚，现在，谁来为周伟的问题负责呢？

　　1999年10月起，劳教中的周伟就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过上诉、申诉，但申诉至今没有下文。

　　周伟的故事得到了媒体的关注，现在，沈阳市的部分人大代表也在关心周伟久悬不决的行政诉讼案。

　　这位老人相信，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从教养院回来时，尽管周伟不接受沈阳市司法局领导要他回家的劝告，但他欣赏那位领导所说的一句话：“让历史和时间去说明谁对谁错。”

　　他在耐心地等待。本报驻京记者　杨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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