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方面提供的在日强制劳工名册向国内媒体公布以来，部分媒体发起了“寻找中国在日劳工知情者”的行动。正如中国二战受害者代表、原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高熊飞先生所言，“这是追寻历史真相，揭开中国在日劳工内幕的正义之举，是一种有责任感的行为。”本报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始了连续的追寻报道，并于本月15日开设了“知情者热线电话”。截至昨天下午6点，热线电话共征集相关线索180条，涉及有关人员180人。

　　根据对热线电话的统计，涉及人员原籍绝大多数为河北(包括现北京地区)，其余为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总共占不到1/10。热线电话的来源基本为北京地区，这说明涉及人员或其亲属现基本已迁居北京。以上现象应与本报发行范围有关。

　　对所涉及的180人可作如下分类。成为受害劳工并健在的63人；成为受害劳工已死亡的65人(包括在被掳期间死亡和回国后死亡)；失踪2人(这两人的名字出现在日方提供的劳工名单中，且并未标注死亡，但战后又未能与家人团聚)；侵华战争期间被日军抓走至今无下落者50人(可能在被抓过程、运输过程中死亡且未统计在册)。在健在的幸存劳工中，年龄最大者92岁，年龄最小者71岁。

　　自有关资料公诸媒体以来，国内专家纷纷指出日方公布的在日劳工人数不准确。日方公布的当年中国在日劳工为38935人，分布在55个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所。专家指出，该统计只是针对1945年日本战败后还分布在日本各企业的中国劳工，那些在被抓过程、运输过程中死去的劳工并没有统计在册。有的企业报告劳工人数为零，明显是在掩盖历史真相。根据本报热线电话得到的统计数据，可以支持专家对日方名单的看法：在180人中，被日军抓走至今无下落者有50人，约占27.8%。

　　由于涉及受害中国劳工向日方进行民间索赔问题，所以能否提供准确的经历和身份证明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本报接到的热线电话中，涉及的180个受害者，只有24人出现在日方提供的劳工名单中，这24人中有2人为前文所述的失踪者，有6人健在，其余均去世。

　　在其余人员中，据热线统计可以提供有效证明或可作为证明的物证的受害者只有3位。分别是：94岁的张壁臣老人，有一张当年从日本回来时支付路费的收据(现已捐给有关纪念馆)；80岁的朱四老人，有当年的劳工证(保留在派出所)；张玉华(已故)家中有十几名劳工当年在日本某地的合影，合影上印有当地地名字样。

　　而其他大多数受害者都缺乏足够的、有效的证据。如一位老人家中保留有一张从日本做工地点带回的日军军毯，或有的幸存者只有在国内有关部门做过的登记，据记者了解，这些物证很难被日方承认。记者接过这样一个电话，一位现在家住民族大学的老人，抗战期间为中国共产党的敌后工作人员，不幸被捕入狱，被判刑三年，其间于1943年秋天被掳往日本成为劳工。直到战后回国，他从未得到过任何片纸能成为其遭遇的证明。据记者了解，这样的受害者不在少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幸存下来的受害者越来越少，而有效证据，先天既不足更加时隔日久，所剩寥寥。然而，不论有关受害劳工的民间索赔问题进展如何，历史不会因此而改变。(樊大彧-热线电话整理/李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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