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春，金钱和人情面前“塌了”

　　采访时间：2001年8月19日

　　采访地点：锦州市第二看守所

　　当记者问及赵士春还能否记得第一次收受他人钱财时的情景，他先是向记者要了一枝香烟，继而叹口气，然后苦笑着摇摇头：“真的记不清了。”他的双眼中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

　　曾经的“随和”

　　据了解，赵士春待人和气，无论是在分局副局长的岗位，还是1996年以后担任沈阳市国税局的“一把手”，他全无官架子，加之妻子杨美丽天生性情开朗并特别好客，他家节假日时经常是麻将一桌、扑克一桌，今天在他家玩，明天两口子再一起到别人家去玩。赵士春告诉记者，正是由于两口子“随和”、“好客”，单位的同志和朋友每到正月初三都到他家来过年，刚开始是杨美丽买菜做饭，后来大伙就不空手来了，有的拿条烟，有的带瓶酒，还有的弄些水果和熟食。再以后，这个“过年”就变味了，来“闹腾”的人拿的东西有“剩余”了，正如赵所说：“1990年以后，像送烟、酒、鱼、肉、饮料、茶叶之类东西的，我推辞不掉也就收了，但基本上没有送钱的，期间有给孩子扔个三百五百‘押岁钱’的，哪一次是第一次确实没有深刻印象，但收吴光林的钱或许就是质变吧。”

　　“笑纳”了“质变”!

　　1997年，吴光林为承揽到沈阳市国税局正在建设中的办公楼电梯工程，找到赵士春，吴对赵说：“放心吧老赵，我不会挣国税局多了钱的，你就当是给我做广告吧。”于是赵授意基建办主任孙有杰使用吴提供的电梯，后来吴、孙之间签订了价值300余万元的产品订货合同。1998年春节，吴光林同爱人一起去赵家拜年，还送了两条“烟”，隔几日杨美丽想拿出其中一条烟送人时才发现里面装的是钱!又打开另外一条烟，方知两条“烟”是1万美元!杨美丽把这事告诉赵士春后，赵也急了，忙打电话给吴叫他们来取，吴在电话里百般解释，赵拗不过情面终于“笑纳”了。事后，杨美丽挺长时间睡不好觉，总想把这个“情”还上，见到吴的孩子就给几百，听说其爱人住院也送几千……

　　“关照”出的“净扯淡”

　　1995年8月的一天，沈阳市国税局办公室干部洪庆伟驾驶一公安牌照的小汽车去夏宫接一个朋友，恰好被沈阳市纪委清车纠查组撞上，洪态度蛮横，拒绝检查，并在纠缠中追打市纪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其行径极为恶劣。事后，市纪委要求市国税局对洪庆伟严肃处理，而赵则拉着洪一起到市纪委认错、道歉，并没有给洪任何党政纪处分，所谓“严肃处理”只是将洪调离局办公室。与其说是要感谢，不如说想进一步得到各方面的“关照”，洪庆伟于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春节前，先后4次给赵士春送去共计人民币20000元和美金3000元。每次洪来送钱，赵的“拒绝”只是一句：“净扯淡!”

　　暗夜时分，在漫长而艰辛的驿道两侧，有无数盏闪烁着各种欲望与诱惑的灯，就如一双双让人迷离的眼，而就在这点点摄人魂魄的光亮背后，往往是能让人摔得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作为沈阳“10-18”腐败窝案的重要犯罪嫌疑人之一，坐拥百余万元不义之财的沈阳市国税局原局长赵士春，曾不止一次私下里信誓旦旦地宽慰半生来对其近乎于顶礼膜拜的妻子杨美丽：“像我这一级(副厅级)干部，100个人中，若是先抓进去95个，那里面肯定没我，要再抓，就不好说了。”即使在曾向其行贿的市国税局基建办原主任兼龙汉房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孙有杰“进去”之后仍不改初衷，其自信自负自豪之志溢于言表。

　　然而，2001年2月5日，即农历正月十三，亦即赵氏夫妇去阜新会儿女亲家归来的那一天，赵士春被宣布实行“两规”措施，21日被刑事拘留，3月7日被依法逮捕。直到此时，赵士春才知道多年来自己充满“乐观”的判断彻底错了。

　　廉政明星

　　50岁的赵士春出身很苦，13岁时母亲就撒手人寰，作为“独苗”的他与当工人的父亲相依为命。1968年，在沈阳市53中学担任班干部的赵士春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当时的新民县芦屯插队落户。临离别时，懂事的赵士春叮嘱父亲：“爸，我要走了，您找个老伴吧!”用赵的话讲，没有依靠的孩子立世早，父亲在他走后续弦，他一年也就回一次家，甚至春节也是在青年点过。他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成熟、稳重，而且积极、肯干，是青年点的点长，不久便入了党。在杨美丽看来，当时的赵士春在百余人的青年点里特别像个“大哥哥”，事事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大家非常信赖他、敬重他。杨是赵的下届学生，赵和一个五七战士是杨的入党介绍人。即便赵士春后来回城了，还经常写信给接替他担任青年点点长的杨美丽“出点子”，告诉杨要注意“抓两头，带中间”，努力做好青年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杨美丽从那时起便对赵士春敬佩得五体投地，以至于结为伉俪后，总是对他“盲目崇拜”。

　　1972年春天，赵士春因表现优秀被选调回城，到沈阳市财校学习，在校期间他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沈阳市财税局工作。由于赵兢兢业业、起早贪黑的工作态度，他被提拔为局党委委员、局团委书记，难怪有人戏称赵士春为“年轻的老干部”，他二十几岁就成了沈阳市财税局的班子成员，可谓少年有成。

　　到了1979年，也就是三中全会以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赵士春主动辞去了所有的领导职务，进入财税局国企科从一般科员干起，之后是组长、副科长、科长。1983年国企科解散时，赵又主动提出要到最能锻炼自己的基层分局工作，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到铁西分局担任主抓业务工作的副局长。赵士春是个好学的人，在分局每次业务考试中成绩都是第一名，1984年他通过考试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脱产进修两年。即便是已经做了市局副局长，他还在1992年攻读辽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混文凭，只是差一门外语未能过关再作罢，而其他专业课的成绩都比较高。

　　1988年，市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在全市局处以上干部的民意测验中赵士春得票数第一，但由于是副职，难以越级提拔。得此消息，欣赏赵的工作能力和为人的铁西分局老局长朱光泮，也就是赵的顶头上司，断然提出主动让贤，多次到市局申请自己退二线将赵士春扶正，由于上下奔走，市局于1989年9月同意了朱的请求。1990年7月，也就是赵士春从班子成员下来当科员后的第11个年头，他重新进班子，担任市税务局副局长。

　　在铁西分局工作期间，赵士春赢得了一片喝彩声。肯于动脑的他在全国税务系统率先主持开发出“税收程序图”，为税收管理的规范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受到来铁西分局视察的王丙乾同志的首肯。当时分局班子开会都是在晚上5时30分以后，赵士春几乎8时30分之前到不了家。他家在和平区住，离单位较远，可几年来从未用过专车接送，一直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当时的《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对他的行为均有过热情洋溢的报道。

　　在铁西分局担任副局长、局长这段时间，送钱的不多见，赵士春只记得曾有一位姓张的老同志给他送过一个信封，内装10元一张的共计200元，这在当时不能算一笔小钱，但被他马上顶了回去，拉拉扯扯钱散了一地：“老张，你把钱捡走，以后别再登我家门!”张某拾起钱很没面子地走了，俩人之间的关系也彻底掰了，老张果然再也没登过赵家的门。多年来，赵士春一直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要是再讲究一些方法就好了，不该伤老张这样的老实人。

　　送钱的少见，送些烟、酒、罐头和饮料之类的倒是过年过节经常有，即便是这些东西，赵士春也是坚持不收，实在推托不掉的，他就隔上一段攒了一小堆从单位要车把东西拉到职工食堂，给大家伙改善伙食。其实，那时赵家的生活也很清苦，1990年前一直住在爱人单位分的从7平方米，继而14平方米，又到25平方米的旧房子里，赵的内弟1987年结婚，这个局长家居然连一条像样的好烟都拿不出，还是杨美丽求了两个朋友买了8条好烟。对赵氏夫妻来讲，他们那时真的觉得收人家的钱物太不应该，至于帮了别人的忙，赵士春也真的觉得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他这个当领导的应该做的，的的确确无需任何回报，一直把赵士春看作偶像的杨美丽自然也是这样想的。

　　1990年7月11日下午3时40分，因患脑血栓常年卧床不起的老父亲与世长辞，第二天一早7时30分就送到火葬场出殡，赵家楼下一个花圈也没摆，赵士春如此急匆匆地办丧事，就是怕同事们尤其是所辖企业来“凑热闹”，真的来了，翻脸不能，不翻脸就会不可收拾。7月13日，赵士春像没事儿人似的走马上任沈阳市税务局副局长。

　　据赵士春讲，他这些年来所获得的奖状、奖章和证书装满了整整一大盒子，多次被铁西区和市局树为廉政勤政典型，铁西国税分局至今都是全系统乃至全国的“标兵单位”，这与他当年身体力行做出样子和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小立法”大有关系。

　　没有“挺住”

　　或许是出身贫苦的关系，赵士春待人和气，无论是担任“副手”还是“一把手”，他全无官架子。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正是这种“随和”和“亲切”使赵士春开始滑向犯罪的道路。

　　单位的同志和朋友，总在节假日到赵士春家玩，麻将一桌、扑克一桌，吃呀唱呀玩呀闹的，总是折腾到深夜。时间长了，有人便捎来东西，烟、酒、水果、熟食什么的，开始赵士春夫妇也像以往一样坚决拒绝，后来便也觉得同志和朋友们是想来“玩玩”，没别的意思，便就接受了。于是拒绝的方式也就变成了一句客套话：“净瞎扯淡!”既然东西收了，有人当然便会开始变着法地送……

　　沈阳市国税局基建办主任兼龙汉房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孙有杰挺有办事能力，也挺会办事，为人处事比较圆滑。1997年孙陪同赵去美国考察时，孙给杨美丽买了价值1100美元的钻戒一枚，1998年孙从国外回来又到赵家送给赵的儿子价值13132元的欧米茄手表一块。或许是投桃报李的缘故，后来，赵士春帮助孙有杰从税务学会借款人民币600余万元，并决定将永通公司卖给孙有杰个人。

　　1998年3月，沈阳市国税局调研处干部王洪亮，为感谢赵在其入党一事上的关怀，于1998年赵出国前，给赵送了一本书：“在飞机上闷了看。”而这本书里隔十几页就夹了一张百元美钞，总共10张。1999年时，局里派王到新加坡考察学习，王认为这又是赵的知遇，王洪亮于1999年10月，到赵家给杨美丽薄薄的一个信封：“给你儿子结婚用。”然后转身就走，杨打开一看挺吃惊，原来是500元一张的某企业债券100张，杨马上给王打电话：“洪亮，赶紧回来拿走，怎么弄这么多?”王没有来，50000元的债券自然也就“退不回去了”。50000元，工于心计的王洪亮倒是真敢下注，这笔钱够他自费去新加坡至少5趟!

　　赵士春很欣赏税务学会秘书长蔡作岩的头脑和文字能力，两人合写的多篇论文在全国和省里获奖。市国税局搞人事制度改革，中层干部要大面积交流、调整。在这个位置干了多年的蔡作岩为了长久在税务学会工作，于1997年春节、1998年春节和1999年12月先后3次给赵士春送去人民币40000元。在法庭上赵说蔡只是文笔好，干别的能力还不够，另外税务学会历年来结存下来的经费约有2000余万元，经济上比较宽裕。看来后者才是蔡想长期干下去的真正理由，原来税务学会秘书长这个位置是个特号“肥缺”!难怪孙有杰这个大老板也要向税务学会借钱，更难怪这位蔡秘书长出手如此“阔绰”!

　　长达9页的起诉书林林总总罗列着赵士春从1996年至2001年34笔受贿总计人民币447000元和美金45000元，以及折合人民币74972元和美金1100美元的物品五件的事实，赵尚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人民币128000元和美金53600元，令人触目惊心，这时的赵士春哪里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赵士春啊!

　　据杨美丽讲，起初她还真干了不少得罪人的事。大约是赵士春刚当上“一把手”不久，一位下属到家来串门，临走时给儿子送了一块价值四五千元的手表，杨追了出去，但没追上，就把表放三楼和四楼间的楼梯扶手上了，然后上楼“咣”地把家门关上了，杨说那表至今也不知是对方拿走了还是丢了。每每赵士春抹不开面推辞时，总是喊：“杨美丽，×××要走了。”于是杨便像打架一样把送的东西往外推。当然，有时是杨也非常熟悉的人送来的东西就推不掉了。

　　赵对记者说，起诉书中的不少中层干部给他送钱时总是说：“这是处里的奖金，有你一份。”他便认为副局长们也会有，只是自己这份可能多些，也就不再追问这笔钱的真正出处，这很可能是心里话。于是他每次拿钱回家，都对杨美丽说：“是给的奖励。”杨也以为没事儿，然后心安理得地存进银行。

　　赵士春对儿子很满意，今年25岁的小伙子与其父一样上学时是班干部，1997年10月参加工作，在建行某营业部做了3年储蓄员，终日站立式服务，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女的骄纵之气，回家从不喊苦叫累，连续两年被评为“窗口服务明星”。赵士春没事就告诫儿子要“踏踏实实做事，夹着尾巴做人。”妻子和儿子一直把赵士春当作工作、为人、道德品质的典范，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丈夫和父亲会出事儿!

　　与相当一批贪官一样，赵士春把单位的工作看得很重，还是个工作狂。1999年秋天，他因患胃炎和十二指肠溃疡入院治疗，可只住了十多天就跑了出来，到市国税局住宅建设工地查看工程进度，为了多腾出些工作时间，他把打滴流特地安排在早晨和晚上。回家时像一瘫泥似的赵士春曾对杨美丽说：“现在太累了，我得为全局三千六七百人操心，将来要是能犯个体面点儿的错误被拿下来，我就能好好歇歇了。”

　　然而，赵士春所犯的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岂止是“不体面”3个字所能涵盖得了?

　　梦醒时分

　　1996年，赵家乔迁170余平方米的新居，负责装修的人员把房门钥匙交回来，可住进去至今也没换锁!如果说赵士春只有这一处住房，在倒下去的沈阳“一府两院八局”的诸位领导干部中实属凤毛麟角的话，那么房屋装修完连锁都不换的做法恐怕在普通百姓眼里也难以说得通。杨美丽对此解释道：“在此之前我家曾丢过6把钥匙都没换锁，这里面有些迷信，我们两口子对谁都挺好，这么多年也没太对不住谁，就觉谁也不能来故意害咱们，也就特别有安全感。”看来，夫妻俩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良好到连房门都毋需太在意的程度。

　　从梦中醒来的赵士春对记者平静地说：“我并不是特别需要钱，在职务升迁中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位领导同志送过礼，甚至家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从一个苦孩子到市国税局局长，的的确确是我一步一个脚窝干上来的，我更不是贪得无厌，从来没有伸手要过，也主动挡过，更多的时候抹不开情面，在金钱和人情面前没有挺住，而自己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察觉，日积月累，渐渐滑向深渊，由小变大，我的犯罪轨迹对很多领导干部都有借鉴意义。也许你们不信，我真的不恨纪检委和检察院，如果他们今天不抓我，过几年我不一定弄成个什么样子，到那时再抓我恐怕连求生的希望都没有了。”

　　他接着又对记者说：“从1972年回城至今，一直在这个系统学习、生活、工作，老领导多、老同事多、老朋友多，这些年来我没有利用职权给自家亲属办过什么事，却给同志们、朋友们办了不少私事、实事，在一个地方干得时间过长，就像是欠这里的老少爷们儿一笔永远还不完的人情债，因而我总是长了一脸抹不开的肉，组织上以后任用干部也应从我这个反面教材身上汲取一些教训，还是多交流交流好，换个环境就容易拉得下脸来。在这里我不是把责任往组织身上推，但组织上要是能多创造一些交流的机会，对领导干部确实是一种爱护。”

　　赵士春恳求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儿子，把我的话转给他，他如今也是在有权有势的单位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他或许将来手中也会掌握一定权力，可千万不要走和他爸爸一样的路哇，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这种生活尽管清苦，却也是快乐的。他很快就要结婚成家，我这些话对他有用。”

　　此时，赵士春眼中一直噙着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党风月报》记者大涛(《时代商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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