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珠海市检察院的改革实践，始终坚持追求执法办案和法律监督过程中高层次的“文明、公正和规范”，使“依法办案、文明执法”真正落到实处。他们以人为本，创造性地以“法的公正结合人的情愫”来做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亲)属的工作，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过错”的界限，用“法律震慑为基础，政策开导为根本，以情感人为导向”的办案新方式，使犯罪嫌疑人由当初的抗拒、回避，到接受现实，再到理解、感激和信任，最后充满“悔过痛改就有新生希望”的期盼，并使其家(亲)属不仅在认识上转弯，而且在情感上转弯，由此达到化解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隐患的目的。

　　主持人：以人为本这个词，可能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不过怎么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以人为本，恐怕就是一个新的话题。而且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会觉得对犯罪嫌疑人给予人文关怀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那么好，今天有三位嘉宾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位就是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杨金华先生，他最早提出了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要引入“以诚待人，以善处事”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樊崇义教授，他现在正在进行人文关怀与刑事诉讼的课题研究。第三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好，欢迎三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首先我想问一下杨检察长，您最早是怎么想到“以诚待人，以善处事”这八个字的？

　　杨：一个事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有一次是执行一个死刑犯的执行案判决，当时在法院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就可能是人犯的母亲，她可能伤心过度晕过去了。我就发现一些干警又想上去，又不敢上去，就觉得上去嘛可能就表现出好像跟罪犯，包括罪犯的家属划不清界限，立场不坚定；不上去嘛，就觉得这个老太婆很可怜，应该值得同情，应该给她一种关怀和帮助。后来就觉得，在整个侦查的工作中就提出这么一种思路、一种举措。

　　主持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他会有习惯，他的理念也很难转变。您告诉我，您是怎么把您的这种要去“以诚待人，以善处事”的这种方针，去让你的每一个部下都去理解，并且实际的按照这个方针去做的？

　　杨：往年的话我们没有这样做，确确实实案子办得也不少，也都是大要案，也没办错。但是被告人，包括家属对我们工作有误解，有意见，社会效果不理想。后来当时我们有一个计算，就说假如我们这样办案，一个案件有五个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对我们的工作有抵触的情绪，然后每个人又分别影响五个人，那么一个案件，我们的对立面可能就有二十五个人。我们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办案，案件办得越多，对立面就越大。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下来的执法环境就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因素的影响。我们觉得应该转换执法思想，真正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个新的执法理念。

　　主持人：我们的记者就这件事情在珠海市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个市民的话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位市民说，原来感觉你们检察院是威武之师，现在是文明之师。可能我们本身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这两个词的转变，从威武到文明，对我们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樊：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实现这么一个转变，实际上还是一个侦查方法、侦查手段、侦查程序的一个转变。这样一个转变，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进步，有利于调整我们社会和职务犯罪嫌疑人之间这样一个矛盾。光靠威武，光靠恐吓，光靠压，最后只能压坏了他的身体，使他受到了皮肉之苦，而受不到这种心灵上的征服。所以我说，这一个转变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贺：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中间之所以不应该倡导刑讯逼供，之所以应该在刑事程序中间倡导更多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因为用刑讯逼供的方式不能够发现事实，而是因为用刑讯逼供的方式侵犯了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一个法制国家中更应该保护的一种价值。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在案件侦查和审理的过程当中要加入人文关怀的概念，现在仅仅还是珠海检察院一家的探索。我想问一下贺教授，在将来我们司法实现的过程当中，这种范围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全国普遍使用的这样一个方法，会不会从检查机关进一步扩展到比如说像公安机关？这个理念会不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贺：实际上前一段时间，昆明市检察院在他们的法律文书过程中，希望我们今后在法律文书中间不要再出现：狗急跳墙，狼狈鼠窜，狼狈为奸啊这样的一种词汇，他们认为不应该在法律文书里边再继续出现。因为这样的文书似乎不把犯罪嫌疑人当作人。其实在社会中间，我们对于犯罪人进行惩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尊重他的人格的话，他会格外的用非人格的方式来去反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一个被告人，尊重犯罪人。这样犯罪人才能无论是今后被判刑也好，被任何别的方式惩罚也好，他会受到一种应有的教育。他会知道，我被作为一个人来对待。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效果，通过刑罚惩罚的一种教育的效果才能更加明显，更加使整个社会产生一个良好的效应，会使犯罪的行为会越来越少。

　　主持人：贺教授认为这样的一个观念最终会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据我们了解，比如说樊教授也曾经试图把这种做法在其它的执法机关来进行推广，但是最后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犹豫要不要接受。那么我想问一下樊教授，您觉得这种理念的推广，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

　　樊：在运用的过程中，人们好像觉得这种办法好像要下工夫，要经过一个过程，而且要慢，好像会影响我们依法从重从宽惩处的速度。实际上我们这种做法，真正从办案的效果来讲，办案的速度来讲，它是快的，而不是慢了。你急于求成，采用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甚至把他压服，今天服了，明天他还不服，一审不服他要上诉，上诉以后你给他压服了，两审终审以后，剩下了他还要再申诉，再去纠正。就像过去我们搞一年运动，三年落实政策，十年以后还疙疙瘩瘩。这个社会关系都是理不顺。你还不如从根本上，从第一次就叫人家心服了。你好像是慢了，实际上是快了。这个辨证关系，你一定得把它搞好。

　　贺：我刚才想插一句话。我觉得樊老师讲的特别符合，就是特别那种，我觉得我也是这样一种追求。但是困难在于对侦破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过程中间的一个警察也好，一个检察官也好，侦破这个案件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把这个案件给侦破了，给起诉了，给判刑了，这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如何体现一种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两个之间的一种冲突和矛盾其实是很大的。侦破案件的一个追求效率和尊重人的价值，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更重要的一种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主持人：杨检察长，你们是怎么来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

　　杨：因为举措的实施，刚刚开始前几年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反复。有些干警长期形成的这种办案的作风，到一定程度以后还忍不住还回到过去那种进行一些横斥、责怪，而且甚至骂。就是说动手打、行刑逼供他就不会，就骂，或者讽刺他，或者嘲笑他。经过一两年我们司法实践不断地尝到很多方面的甜头。你越讽刺他，越谩骂他，越挖苦他，他就越跟你抗拒，越不配合司法机关坦白交代他的犯罪事实。后来我们就在具体的个案过程中，都采取这种人文关怀的教育方式，效果都非常好。尤其我们对职务犯罪，有些是属于职务比较高的，或者是说相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这种职务犯罪嫌疑人效果更为明显。犯罪嫌疑人会更加信任法律和党的政策，就信任我们司法机关，从而走上坦白从宽的道路。这样的话就使我们的侦查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主持人：在我们谈话开始的时候，杨检察长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每办一个案子就会使五个人站到检查机关的对立面上去，而这五个人又可能影响更多的人，最后可能检查机关就无法开展工作。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虽然司法机关首要任务是打击犯罪，但是人民是否满意，社会效果好不好，恐怕不能和办案的数量成一个简单的正比关系。的确，在我们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应该更多的得到保护。那么这样一笔账，是否值得更多的司法机关好好地算一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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