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

　　今年秋天，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名叫吴云台的农民在交纳税费的时候，发现比去年少交了500多块钱。而在这个县的红城乡财政所，副所长吴斌成却因为分流轮岗每月少拿了500块钱的工资。一个少交，一个少拿，原因却都一样，那就是今年夏天监利县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

　　【调查者】

　　制片人：赵微赛纳张洁

　　编导：项先中

　　出镜记者：杨春

　　摄像：陈强 王忠新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统筹：余仁山 杜晓静

　　制作：郑曼茜 张艳华

　　制片：姚志萍 魏安泰

　　监制：李挺 庄殿君

　　总监制：孙玉胜

　　【播出时间】首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2年12月28日(星期六) 21:15—21：55

　　重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2年12月29日(星期日) 18:20—19：00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2年12月31日(星期二) 10:23—11：03

　　【调查对象】

　　吴斌成 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原副所长

　　杜在新 湖北省监利县县委书记

　　胡介贤 湖北省监利县财政局局长

　　叶明华 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鄢铺村村民

　　罗余银 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鄢铺村党支部书记

　　吴云台 湖北省监利县桥市镇唐段村村民

　　彭英洪 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干部

　　项玉莲 湖北省监利县龚场镇镇长

　　吴永华 湖北省监利县龚场镇原渔政站站长

　　彭英洪 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干部

　　刘良城 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所长

　　【调查过程】一、8400人一月下岗

　　解说：2002年夏天,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从湖北省监利县传出：这个有着141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有8400多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丢掉了饭碗，被迫下岗分流。

　　吴斌成(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原副所长)：你说，(原来端着)一个比较好的饭碗，(现在)一下子把这个饭碗夺掉的话，大家心里肯定是有点承受不了，那是毫无疑问的。

　　解说：32岁的吴斌成所在的单位是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2002年8月作为副所长的他和其他43位同事离开了单位，轮岗一年。轮岗期间，他们每人每月只能领取300元的生活费。

　　记者：原来在岗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

　　吴斌成：在岗的时候，算起来也就是七八百块钱吧。

　　记者：那这样的轮岗以后，每个月300块钱，够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吗？

　　吴斌成：勉勉强强，只能说勉勉强强，可能要稍微困难一点吧。

　　解说：像吴斌成一样，监利县这84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被精简分流出去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7月份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

　　杜在新(湖北省监利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事，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公开、透明、公平的事。

　　解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让那么多人下岗，作为监利县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最高决策者之一，县委书记杜在新肩上的担子不轻。

　　记者：但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的背后都有关系，如果要减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给您打电话，怎么办？

　　杜在新：这样的电话不少，这样的事碰到很多。但是我们都是有理有据有情地、婉言地拒绝了。

　　解说：位于江汉平原南部的监利县是一个产粮大县，农业占全县的经济总量的40%。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种粮效益低下，税费负担沉重，造成了农村贫困现象的加重。

　　杜在新：一方面是农民负担很重，第二方面是农民种田的效益又低，第三方面是大量的村组干部和一些乡镇干部，由于我们自己管理不好而无休止地进人，造成了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他们就会不断地盘剥农民。

　　解说：十几年来，监利县的财政供养人员成倍增长。80年代中期只有1万人左右，2001年则达到了2万8千多人，工资经费支出2亿1千多万元，占了当年全县财政支出的86%。

　　记者：对于监利县来说，甚至对您这个财政局长来说，这么多吃财政饭的人，对您是个负担吗？

　　胡介贤(湖北省监利县财政局局长、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么多(财政)供养人员，对我们来说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到目前，我们县里的财政状况，都是一种低标准的、低水平的供给，保运转。

　　解说：身为监利县财政局局长的胡介贤，以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决全县财政供养人员的吃饭问题。而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端掉这8400多人的饭碗，为监利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扫清障碍。

　　记者：为什么在农村税费改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首先要把机构改革放到首位？

　　胡介贤：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目标，第一个就是要确保农民负担的减轻，所以为了确保农民的负担减轻，必须要精减机构，分流人员，减少财政性的开支，和其它收费养人的开支。没有这，农民负担减轻不了。因为它有人，有人就要吃饭，吃饭就要钱，钱从哪里来，巧立名目，到老百姓那里去收。

　　二、农民负担有多重

　　记者现场解说：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首要目标。那么，在改革之前监利县的农民负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监利县红城乡鄢铺村不论是人口、耕地面积，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处于全县的中游，我们把这个村作为调查对象。

　　解说：鄢铺村位于监利县城东4公里处的长江北岸，全村1971人，1816亩耕地。在这个村子里，记者首先进行了随机调查。

　　记者：去年就你们家来说，交了多少钱？

　　村民：我们家去年有3.73亩田。

　　记者：交了多少钱呢？

　　村民：交了八百多元钱。

　　村民：三亩七分地，我们一个三口的家庭，要贴500元，种田是要赔500元钱进去了。

　　记者：说负担重，它重在什么地方？

　　村民：那就是各种费用，我不是很懂，不是很搞得清。我就觉得税费改革要改，必须把人员减下来。

　　解说：在鄢铺村，被调查的农民几乎都认为过去的税费负担过重。那么这里农民的负担到底重在什么地方呢？鄢铺村村民叶明华今年44岁，儿子和女儿外出打工，全家6亩多承包地，经济条件在村里属中等。像监利县的大多数农民一样，种水稻以前一直是叶明华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记者：以前收入好的时候，种几季水稻？

　　叶明华(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鄢铺村村民)：几季水稻？原来三季，可以种三季，早谷、中谷、晚谷。

　　记者：现在呢？

　　叶明华：现在最多只种两季。

　　记者：为什么不种三季了呢？江汉平原这一块，气候也好，地理位置也这么好？

　　叶明华：粮食不值钱，粮食回回都压价，粮食不值钱还种它干啥呢。

　　解说：由于市场的原因，稻谷的价格十几年来波动很大，1995年每公斤2元多，最近却不到1元钱。2001年叶明华的6.28亩耕地收获稻谷3140公斤，以收购价每公斤0.94元计算，毛收入是2952元。

　　记者：老叶，如果你给我们算算账的话，一亩水稻，除了各种成本之外，最后到你手里能剩多少钱？

　　叶明华：没有钱挣，种得不好还亏本。

　　记者：我就说怎么会亏本呢？你给我们算算账。

　　叶明华：上面的东西都在涨价，你想化肥是要的，农药是要的，你说要不要，还是要的。你说哪里能赚到钱呢。

　　解说：为了维持生产，叶明华每亩耕地必须支付150元的生产成本，其中包括：种子20元；化肥60元；农药30元；抗旱排涝费15元；租用农机费25元。刨去这些开销，2952元毛收入就剩下了2010元。但这2010元还不是叶明华的最终收入，因为他还要交纳各种税费。

　　记者：我就说去年，总共各项要上交的这种费用加起来，你们家交了多少钱？

　　叶明华：去年交了一千三百多。

　　记者：那你们交的这些钱，你都知道，这些钱是以什么名目收的吗？

　　叶明华：去年交的这个钱，我叫不出什么(名目)来。

　　解说：每年1300多元的税费负担，占了2952元毛收入的将近一半，减去942元的种田成本，6.28亩耕地的收益是660元。如果再除去油盐酱醋和人情往来等日常开销，叶明华夫妻俩辛劳了几个月的收获就是勉强填饱了肚子。

　　在鄢铺村，像叶明华一家这样的经济状况还算是中上等水平。对于那些经济状况稍差的农户来说，每年的税费征收时节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

　　记者：都是一个村的人，甚至有的都是亲戚，很难收税费吧？

　　罗余银(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鄢铺村党支部书记)：对。

　　记者：这个钱如果实在交不出来怎么办？

　　罗余银：实在交不出来，有的是卖猪仔，有的是做小工，在外边打点工，来弥补农业的税费。

　　解说：42岁的罗余银已经当了13年的村支部书记，每年最让他们这些村干部头疼的事情就是向村民征粮收款。

　　罗余银：你家里一有点钱，就马上上门去做工作。

　　记者：你怎么知道他有点钱了呢？

　　罗余银：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队的，都是一个组的，他们家庭的情况基本上都略知一二。

　　记者：没有什么太多瞒得住的？

　　罗余银：瞒不住的，哪能瞒得住呢，瞒不了。再一个就是粮食一收上来，一进仓，我们就上门了，抓住这个机遇，抓着这个火候，才能把这个款收上来。

　　解说：种田虽然赚不到多少钱，但要交纳的税费却一分也不能少。在过去，一些乡村干部因为催交税费而与农民产生对抗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闹出了人命。

　　叶明华：不交就打，不交就是打。

　　记者：有这么严重吗？

　　叶明华：以前的时候你没有钱交，就把你摁倒跪着，抵上墙边打，就要你交款。你说几时交，你说个日子，就把你放掉。你不说日子，就一直让你跪着，跪着打。

　　三、农民负担哪里来

　　记者现场解说：对于农民负担问题，中央历来非常重视，曾经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减负。但是为什么年年喊减负，农民的负担却不能真正地减负呢？那些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从农民头上收取的那些钱到底又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解说：改革之前，监利县农民的税费负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依法向国家交纳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等。二是向村和乡镇政府缴纳的提留和统筹款，以及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第三类就是各种集资、收费和摊派。

　　记者：我就说以前，你觉得这几项，哪几项(税费)是不合理的？

　　叶明华：国家的税费，农业税和基本水费除此之外，这些税费我只交这三项，再有其它的我都不应该交，说实话我都不应该交。

　　记者：如果再从另一个角度说的话，是国家的农业税收定得确实是高了，还是由于那些不合理的税费，收得过多过杂？

　　胡介贤：农业税赋淡得很，不是很重，但是其它的收费比较杂，比较多。这样加起来，综合起来，农民负担感觉很沉重。

　　解说：事实上，在税费改革之前，作为农民向国家交纳主体税种的农业税只占到监利县农民税费负担总额的17%左右，农民对此一般都能接受。不过，同样是法定的税收，屠宰税和农林特产税却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吴云台(湖北省监利县桥市镇唐段村村民)：我们又没有种什么特产，也没有搞什么养殖，哪里有什么特产税？是不是，那就难得搞清楚了，所以上面把这些税下来之后，全部都把它摊下来了。

　　叶明华：你像这个屠宰税，我说只有杀猪才有呢，如果说我喂猪，我杀这个猪，我才交屠宰税。我连猪都没有喂，你还要我收屠宰税，你说这样对不对呢。

　　解说：除了农业税、屠宰税等法定的税收以外，农民要承担的第二类税费义务就是乡统筹和村提留，这占了监利县农民负担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

　　记者：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村提留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钱是干什么用的？

　　叶明华：这个“村提留”，村提留就是村里的提留。

　　记者：用在什么地方呢？

　　叶明华：用在什么地方，搞开支啊，村里的一些什么了，我还搞不清楚，不知道干什么。

　　解说：记者在鄢铺村村委会了解到，2000年全村村民交纳的提留款合计为91301元。按规定，这笔款项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供养五保户和公共管理等公益、公共性开支。

　　记者：从村民身上收来的，比如村级的这种提留，有没有全部用在村里的事业上，用在村民身上？

　　罗余银：没有怎么用，我们从老百姓那儿收上来的，只能是10%到20%用到村民身上。

　　解说：鄢铺村2000年度110，200元的集体开支当中，用于11位村干部的工资、奖金、保险费、生活开支、电话费等等合计为100，491元，占总支出的91.1%。也就是说，鄢铺村九成以上的集体收入都被用于供养村干部。但是，对于鄢铺村的农民来说，他们要供养的却远远不止这11位村干部。鄢铺村所在的红城乡，财政供养人员2001年底达到了1541人，单单一个财政所就养了105人，所长、副所长最多时有14位。

　　记者：按照红城乡财政所原来的编制，它最多应该有多少人？

　　吴斌成：原来的编制我不是很清楚，我进所的时候，也就十七八个人，我是1990年来的。1990年的时候，还十七八个人。

　　记者：十七八个人，怎么12年过去，一下会增加这么多的人数？

　　吴斌成：想端铁饭碗的话，可能是大部分人的想法，找关系托门路，反正往行政事业单位调，总体是这个趋势。

　　记者：有关系的这种职工和干部，占总人数的多少？

　　吴斌成：我说的这些话不一定有道理。

　　记者：或者给我们形容一下。

　　吴斌成：可以这么说，单位内部的子女要占30%至40%，在外面有关系的就是50%至60%。

　　记者：这样两个一加起来岂不达到了100%？

　　吴斌成：基本上就是100%。

　　记者：大家为什么，都争着要往红城乡财政所这个地方钻呢，都要到这来工作呢？

　　吴斌成：这个问题怎么说，大家以前都认为财政形势的确比较好，财政局也好，财政所也好，效益和福利方面在全县都是比较好的。

　　彭英洪(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干部)：这么多人，没有事可做，都是人人分一点事做，就是说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把它分给五个人去做。

　　解说：彭英洪是1993年顶替父亲进了红城乡财政所的。在任征收5组组长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财政资金回收组组组长。

　　彭英洪：我当时管这个事的时候，是一个带两个人。

　　记者：那你们三个人够了吗？

　　彭英洪：应该可以了，可以把全乡的回收工作搞起来，没问题。

　　记者：没问题？

　　彭英洪：最后人多以后，就搞了个名堂，就盲目地分离，比如说企业有企业一块，农业有农业一块，就盲目地把它分离开了。分离开了以后，就各自都搞了点事来做。

　　记者：最后一共有多少人，来干你们原来三个人的工作呢？

　　彭英洪：十个人，十多人。

　　解说：人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机构设置的不合理同样也很严重。在5万多人的龚场镇，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有22个。

　　项玉莲(湖北省监利县龚场镇镇长)：县里面所有的科局，什么房管、城建、土管等等这些部门，什么渔政、林业、农业等等这些部门，龚场镇都有。

　　记者：在这样一个小镇上，能有这么多的站所，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奇怪的现象？

　　项玉莲：它有的站所是，建站建所已经是很多年了，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有它的历史原因。它建立的时候，设立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有依据的，它是当时的工作需要，而现在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它的服务职能已经没有必要了。

　　记者：也失去它的职能了？

　　项玉莲：失去它的职能——服务职能和管理职能，它只是有一个收费的权力。给它留了一个防空洞，它可以有一块牌子，有一个章，它就可以去收钱。

　　记者：现在经过这场改革以后，回头再想，当时您那个渔政站有存在的必要吗？

　　吴永华(湖北省监利县龚场镇原渔政站站长)：是多余的，它本来就是应该归属于农业部门去管，不需要增加这个环节，多出个部门，多出个部门就多人，多人就多费用。这些人除了工资以外，还有其它的，这样的报酬、那样的费用等等。很多的，这些东西如果到位的话，就必须要去收。

　　记者：收费的指标是怎么定下来的呢？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吴永华：基本上是靠收费的人去掌握吧、去搞，(对于)狠的(人)少收一点，(对于)不狠的(人)，多收一点。反正按照能养活这么多人的(钱)，去干、去搞。

　　记者：每年这样的收费要收多少？

　　吴永华：6万、8万、10万这数。

　　解说：机构设置不合理造成了大量冗员的沉积。在改革之前，龚场镇每年都要拿出600多万元来发工资，占了全镇财政总支出的90%。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全部满足944名财政供养人员的开销。于是，利用手中职权向农民收费和摊派就成了当然的选择。在监利县，像这样由乡村组织对农民进行的收费、集资、摊派，过去每年高达1亿多元，占了农民负担总额的40%。

　　四、“攻克”红城财政所

　　解说：2002年8月12日，作为监利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重点，全县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方案要求，全县乡镇事业单位必须在8月底之前分流人员30%以上，支出减少20%以上。方案一公布，在全县引起了震动。

　　吴斌成：当时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因为去年我们所的所长比较多，我们有13个所长，1正(所长)13副(所长)，总共有14个职位。去年我们已经搞过一轮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到我们改革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七八个月，才是七八个月时间。

　　记者：已经精简了一轮？

　　吴斌成：已经搞过一轮了，我们心里想着，事情才过去几个月，又要来一次，心里也稍微有点接受不了。

　　解说：对于吴斌成来说，“机构改革”已经不是新鲜词语了。几年来，县里多次想对105人的红城乡财政所进行精简，但由于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盘根错节，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个财政所曾被湖北省的两任省委书记点名批评过，成为机构改革中最难以攻克的堡垒。因此，红城乡财政所这次的人员分流工作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全县改革的成败。按要求，这次全所105人至少要分流一半，那么，监利县将如何攻克这个堡垒呢？

　　记者：当时考虑了几种方案？

　　刘良成(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所长)：三种，第一种就是划线，就是根据我们所里有所长、有组长，组长和所长都不轮，都要留下。

　　记者：都要留下？

　　刘良成：第一种方案我提出的时候，说我自己内心的话，我也知道那种方案得不到通过，但是要把它提出来。

　　记者：因为他们大小是个领导？

　　刘良成：大小是个领导。

　　解说：刘良成，红城乡财政所所长，他在全所105人当中唯一没有被列为分流对象。

　　记者：您是惟一是被确定可以留下来的？

　　刘良成：对。

　　记者：大家对你这个所长有没有意见？凭什么你能留下来？

　　刘良成：有想法，当时有的职工就提出来，应该把所长也放在上面，进行轮岗。

　　解说：以职务作为分流依据的方案刚提出就遭到了反对。紧接着所里又拿出第二套方案：除了早先分流的临时和内退人员以外，其他人按工龄、学历、工作表现等指标进行打分，依分数高低竞争上岗。

　　吴斌成：你采取什么打分的方法，职工谁来打谁的分，一串联之后搞小动作，串联搞小动作，我们几个人串通一气，都打自己的分，最后搞得四分五裂，矛盾百出是不是？

　　彭英洪：它等于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牵涉到个人利益，都站出来抵制，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很严重，产生你死我活，因为你要把他饭碗、饭票子搞掉嘛。

　　刘良成：电话不断，打招呼，一般都是同事、过去的朋友，再有些职工打听，问怎么竞岗，我们考虑竞岗的复杂性，竞岗也不行。

　　解说：接连两套方案被否决，105位职工中到底让谁上、让谁下，一时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

　　刘良成：职工有想法，锁大门，将政府的大门锁上，贴大字报，贴小字报，我的门上都贴小字报。说：贵所长，你要对我们负责。

　　彭英洪：最后看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方案不行。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又能够使同志们接受的，又要搞得所里面这些人，人心比较稳定，不闹事、不出乱子，就选择了这个抓阄。

　　刘良成：我们选择了第三种方案，抓阄。

　　解说：抓阄来决定到底谁走谁留的提议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职工的签名赞成，所长刘良成立即将职工的提议向县乡领导做了请示。

　　杜在新：抓阄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方式，非常原始的办法，很简单，税费改革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减人、减事、减支，又是个最棘手的问题，当时用一个是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来解决一个最复杂最头疼的问题。有人打电话问我，这行不行，我说，大多数人赞不赞成，大多数人同不同意。(红城乡)那个党委书记跟我说，大多数人同意，大多数人同意就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干。

　　串场：可能谁也无法想象，一个小小的乡镇财政所供养的人员却达到了105人。2002年8月17号晚，一场决定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全体工作人员命运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当会议结束时，红城乡财政所只剩下了32人。

　　五、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解说：监利县在对机关事业单位实施精简分流的同时，又在全县范围内对原有的农村税费体制进行改革。

　　记者：说到监利县这次税费改革的话，它都包括什么内容，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胡介贤：它主要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两个改革。

　　解说：所谓“三取消”是根据其它地方税费改革的经验，取消乡统筹、教育集资和屠宰税等。“两调整”是指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两改革”是根据湖北省的统一部署而改革村提留和共同生产费的征收使用办法。那么这些改革措施到底会给农民带来什么呢？

　　监利县桥市镇唐段村村民吴云台一家四口人、17亩耕地。以前他每年都要交纳两千多元的各种税费。

　　记者：那跟去年相比的话，税费改革以后，今年你都是按照什么样的项目交的钱，交了多少钱？

　　吴云台：今年我的税费负担，就是种和去年同样的田，只有一千六百多块钱，1642块。那就只有哪几个项目呢，农业税，再就是人均15块钱的公益金，我全家只出了60块。

　　解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监利县农民交纳的税费简化为依据田亩面积和常年产量核定的7%农业税和正税20%的农业税附加，或者是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其它还包括水、电等生产费用。除此之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承担任何强制性收费。

　　记者：从这个农业税的角度它是保留的？这个农业税跟过去的农业税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吴云台：和去年对比，(农业税)相应地提高了一点，为什么呢？它把原来的项目都不要了，原先的其它的收费，什么屠宰税，三提五统等等。

　　记者：虽然农业税提高了一点，但是整体上，你交的这个税费。。。。。。

　　吴云台：比去年少一些。

　　记者：少了多少钱？

　　吴云台：按照这样对比，基本上是少了五百多块钱。

　　记者：经过这样的税费改革之后，它的这种合理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胡介贤：把过去非常繁杂的各种杂税，把它们浓缩，能够简明一些，老百姓便于接受的一种纳税的方式和项目上来。

　　记者：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税目项目设置简单明了，甚至比少收了几十块钱还要重要？

　　胡介贤：对。我先前说了，农民他也要求稳定，这也是小稳定的一个项目，你征收人员不要今天你来他去，征收的项目今天变明天变，今天加明天加。

　　记者：而且又不知道是哪些单位加的？哪一级加的？

　　胡介贤：对。他不知道到年底还有没有要加的。

　　解说：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变化，不仅在于税费项目的简单明了，农民负担的减轻，同时它也规范了农民与国家、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吴云台：他们都是税务部门，给我们开的税务发票，那你看看这里就有。

　　记者：如果按照今年这样的情况，再有人，比如说村里、或者是乡镇，向你们集资，向你们乱摊派，还会交吗？

　　吴云台：不会交。为什么呢？村里、乡里再要我们交钱，我们可以把这卡拿出来，你们上面给你是这些，税费改革是国家的政策，你不是违反政策吗？

　　记者：可以理直气壮了？

　　吴云台：对，可以理直气壮。

　　记者：而且你还有这样的完税证明。

　　吴云台：对，对。

　　解说：由于规范了税费制度，监利县的农民负担将会大大减轻。据测算，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监利县102万农民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等主要税负比1999年的农民6项负担减少了32.6%，县财力也因此减少了将近1个亿。

　　记者：减收了这么多，但是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减负问题我们年年都在喊，但是今年这样一个减收，会不会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反弹？

　　胡介贤：农村税费改革最可怕的是工作反弹。假如说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不好的话，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反弹了以后，会造成老百姓不相信政府。

　　记者：怎么样才能来巩固，目前这种好不容易得来的农民负担减轻的局面？

　　胡介贤：还是需要配套政策的改革同时到位。

　　记者：说到配套改革的话，它都包括什么内容？

　　杜在新：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减人、减事、减机构、减支出。

　　解说：截止2002年9月底，监利县21个乡镇共裁减分流人员8442人。其中停薪留职275人，清退临时人员4862人，轮岗3305人。

　　记者：那轮岗以后，你现在做什么呢？

　　彭英洪：现在等于说，通过我们这次改革以后，回去和妻子搞了一个餐馆。

　　记者：生意怎么样？

　　彭英洪：生意还可以，每天可以(营业额)达到四五百块钱。

　　记者：辛苦吗？

　　彭英洪：也很辛苦的，早晨五六点就起床，晚上要搞到十二点。

　　记者：比原来上班的时候辛苦多了。

　　彭英洪：多得多。

　　解说：红城乡财政所副所长吴斌成轮岗以后，和别人合伙投资开办了一所业余音乐学校。

　　记者：办这样的一个学校收入怎么样？

　　吴斌成：收入怎么说呢？收入比在财政所稍微强一点。

　　解说：据测算，监利县这8400多人下岗分流以后，每年将会减轻财政负担33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