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近20年，对Television一词早已经熟视无睹，那不就是我们天天看的电视吗？但直到2001年底，看到《电视的真相》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Television”(电视)一词的词根来自希腊语，“tele”有“远”和“远处”的意思，而“vision”有“视”和“看”之意。这样理解，Television的原意应为：“从远处看”。由此引申，电话( Telephone)的原意应为“远处的声音”和“从远处听”。

　　文化的差异和时间的流逝常常使现代人习惯于接受了既定的概念，而不去探究其演进的历史渊源，我们认知的"电话"和"电视"就是如此。但我们与一般的"电视产品消费者"不一样，职业的电视从业者不能对自己日日面对的问题熟视无睹，不能不去考察这两个概念背后隐藏的秘密。从"Television"一词中，我至少可以解读出这样几个原本属于电视本质的要素：一是同步、二是现场、三是真实、四是过程。

　　直到现在，我们打电话都是同步的，受话双方可以同时听到"远处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有万里之遥。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话的方便性大大提高：由定点到移动、由有线到无线、由可听到可视，甚至现在还有了专门用于电视报道的可视电话(Video phone)。但对电视而言，其历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在电视发明的早期，电视都是直播的，也就是同步的。据说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发明电视并进而建立电视台时，能给观众看的就是直播的街景、街上的行人、来往的车流，偶尔还有一些突发的现场，比如城市某处的火灾等。但这时的电视只是将直播功能视作一种展示和表现的手段，并没有将其视为报道的手段。直至60年代，这种状况才在欧美的电视节目中得以改变。

　　半个世纪以来，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技术不断进步，开始的电影胶片拍摄与播出在70年代逐渐被电子录像的制作与播出取代。但是不管节目的制作播出技术如何演进，在国外一些大的电视机构中电视的直播功能一直在被强化，以至于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十几亿人，几乎是在同一声惊呼中，目击了恐怖分子的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一号楼，以及世贸中心的双子座是怎样在世人的瞩目中轰然倒塌――因为在第一架飞机撞击二号楼的20分钟之后，美国几大电视网均同时开始直播报道这一世纪初年的人间悲剧。

　　由于电话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在接听电话的时候能够大致判断出对方所处的环境，也就是"远方的声音"所发出的那个现场。可以在这样的同步交流中感受到对方所处的环境：他是在个人空间，还是在公共场所。因为在通话时，现场背景声也同时传送到对方的耳朵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是很在意对方的现场。但如果我们把电话作为一种报道手段，就马上可以感觉到那个现场的存在，而且能够捕捉到那个现场中同步传送过来的声音信息。美国CBS第一代电视节目主持人默罗过去是一位广播记者，他曾以希特勒德国轰炸伦敦现场的报道闻名全美。当时默罗站在一座大楼的楼顶，用嘶哑并有些颤抖的声音向广播听众报道说："我们可以在近处听到大炮的声音了，探照灯正大致朝着这个方向移动。你将听到两下爆炸声--听，来了！这是在空中爆炸，不是大炮发出的轰响。我们可以想到在几分钟之内，这一带可能会散落一些弹片……来了！一直在逼近。现在探照灯光几乎就在头顶上搜寻。你立刻就会听到更近的两下爆炸声，听，来了！那么剧烈的、无情的爆炸声……"默罗使用的就是现在经常使用的电话报道，当时每一位听众都能同步听到默罗在现场听到的爆炸声。在默罗的另一则报道中，听众还能听到伦敦市民慌乱进入防空洞的脚步声，听众完全可以通过这些"现场同期声"感受到那个战争现场的存在。

　　2002年3月27日晚，阿富汗突发6.4级地震。一个举世瞩目的战地，在遭遇"人祸"时又遇天灾，阿富汗地震就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事件，而成为一个有公共关注度的重大新闻。当时正在喀布尔采访"我国援助物资运抵阿富汗"的《东方时空》记者张泉灵敏锐地发现了地震的新闻价值，她和摄像康锐急行二百多公里，在第二天进入了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地震现场。由于当地采访条件的限制，张泉灵向国内发回的第一次报道就是电话采访。由于没有直接可见的画面，所以在国内演播室与前方记者连线的时侯，记者所处的采访环境、她在报道中的语气是紧张还是沉着等等，这些"场信息"对观众来说都是重要和有效的。当张泉灵在电话中告诉主持人，她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临时救助场所时，观众能清楚地听到嘈杂的背景声特别是救护车鸣笛的声音。回国之后张泉灵告诉我，就在他们进行现场报道的时候发生了余震，康锐手里的摄像机都被震掉了。如果当时记者能够充分使用这些现场声，强调并解释这些声音在现场的的含义，那么电话报道的现场感会更强，也会更有感染力。

　　电视直播时，那个同步的现场更加一目了然。由于电话和电视所能听到和看到的是现场，而且这种现场与时间的进程是同步的，所以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电话、特别是电视传送的内容是真实的，在直播中，这种真实更是毋庸置疑。

　　"从远处看"，看到的其实就是现场。电视对现场的展现不仅缩小了世界的距离，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概念的准确。

　　由于电视是线性播出，拍摄的又是不确定性极强的现场，再加之观众是坐在家中看电视、不像在影院里看电影的观众那样对时间有着苛刻的要求，所以电视是非常适合表现过程的。每一次通过电视参与了"现场"之后，观众都会更加深刻地认知电视表现过程的魅力，这也正是电视媒体独具特色的优势所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样两个给观众印象极深的过程：1997年9月英国BBC直播戴安娜葬礼和2002年5月末美国几大电视网直播"世贸废墟清理完毕"的纪念仪式，两场直播中都出现过没有任何解说的"安静的过程"。"葬礼直播"中，全世界25亿观众耐心地看着戴安娜的灵车徐徐走过伦敦市中心5、6公里的送殡路线；"世贸废墟清理完成仪式"的直播中，灵车和载有世贸大厦一段九米钢梁的卡车行进的过程同样安静和缓慢，但正是这样的过程让观众充满期待。

　　当我们注视和思索"Television"和"Telephone"这两个词汇，进而从这些概念的原意中解读出"同步"、"现场"、"真实"和"过程"这些基本元素时，我们其实已经更深、更近地走入了对传播规律的理解。对电视而言，这四个元素是最本质的，对这四个元素的认知与开发，是电视节目能否吸引观众的核心问题，新闻节目、娱乐节目、谈话节目概莫如此。

　　梳理从前，我们自身亲历的许多探索，其实就是在探寻这些元素在电视传播过程中的表现方式。从某个角度来说，十年的电视新闻改革，表现在节目形态上，似乎就是接近、再接近这四个元素的过程。

　　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是北京电视台，创办于1958年。当时的电视传播形态与国际其他电视机构早期的传播形态一样，处于简单原始的"直播时代"。由于录像技术、摄录设备还没有发明和引进，所以除一些新闻片使用胶片拍摄之外，其他电视节目都是直播的。据《中央电视台发展史》记载，中国的电视直播是从电视剧和体育比赛开始的。1958年6月，北京电视台试播一个月后，先后于6月15日直播了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于6月19日直播了"八·一"男女篮球队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比赛，后者是中国电视的第一场户外现场直播。

　　如果说直播电视剧是迫于技术无奈的话，直播体育比赛则是符合电视规律的。体育比赛离政治较远，所以体育比赛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坚持直播，即使"文革"期间和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体育赛事的直播也基本没有中断。这种体现电视本质和最接近国际化的节目形态，在体育节目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下来，在40多年的中国电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新闻节目中，直播不仅没有得到完善和开发，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方式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早期的中国电视除直播一些体育比赛之外，也直播了许多重大事件，如1959年首次直播了国庆10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式和盛大的群众游行。1961年6月30日直播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此外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外国元首访华欢迎仪式等活动也都在直播之列。但据央视资深电视工作者章壮沂和张家成回忆：那时的电视直播叫"实况转播"，直到80年代中期，"实况转播"这个概念才逐渐被"现场直播"所取代。虽然在今天看来，"现场直播"这个概念比"实况转播"更接近国际化，但我认为"实况转播"这个提法在当时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个概念反映了那个年代对电视功能的理解和使用。在那个时期，从业者对直播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展示和表现方式的认识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前辈们只是把当时的现场同步展示给观众，而没有现场的报道。章壮沂说，遇到重大事件的直播，有时没有任何电视台自己的声音，只能转播；有时即使有自己的声音，也只是播音员在直播开始之前说："我们现在开始转播……"之类的一两句开场提示；结束时一般说："……实况转播就到这里，谢谢收看。"直到90年代初期，在直播两会开幕式时，直播前后的格式仍大致如此，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播音员的新旧交替。

　　真正把直播作为一种报道手段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报道。

　　在现场直播中，前方记者和演播室主持人的设置使电视有了自己的视角和观点，特别是与事件相关的细节和背景的报道更强化了电视媒体的权威性。自1997年之后，央视的现场直播报道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不仅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阅兵和迎接新千年这样的重大事件直播，而且还有重庆綦江虹桥夸塌案和张君系列杀人案的庭审直播。同时还有钱江潮、抚仙湖水下考古等自然与人文方面的直播。无论是直播的范围还是直播的手段乃至直播的操作水平，都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提高。

　　走进"报道时代"，电视直播与过去的实况转播不同，它越来越将事件置于电视媒体的报道之中，越来越将记者在现场的行为作为电视表达的手段，甚至是结构主要内容的框架原素，而不是只关注那个"未经解释"的现场。

　　尽管在电视诞生的初期是以直播真实场景开始的，但其后的相当长时期，电视基本是以播出娱乐节目为主。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几大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也都在半个小时左右，而大部分时间段是被好莱坞电影、电视剧、特别是虚拟家庭情景的肥皂剧所替代。即使目前，美国几大电视网黄金时间排在前20名的节目仍以电视剧等娱乐节目为主。

　　娱乐节目是电视媒体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可替代的，这与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有密切关系，与电视本身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电视媒体是应当具有娱乐功能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重新开始了回归真实的慢慢征程。其表现不仅仅是新闻频道、新闻杂志、探险和发现类节目的迅速增加并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即使过去的一些纯娱乐节目也在走向真实，出现了所谓的"真人秀"，而且火爆异常。电视的这种回归真实的现象颇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其实，这种现象既是电视节目制作手段的本质回归，更是人们对真实的苛求，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随着互联网传输技术手段和设备的改善，网络的视音频内容将有突破性进展，现在电视媒体在同一时间还只能报道一个新闻事件，而宽带网络有可能同时有若干新闻事件供网民选择。即使同一新闻事件现场，也许有若干网民从不同角度上网发布更多的细节和观点，像英国发明的"老大哥"这样的直播"真人秀"节目(这种节目已经上网)，或其他真实场景中的悬念和故事，甚至突发事件现场的披露，将成为未来互联网的重要卖点。

　　对网民来说，"我就是现场"，甚至"我就是媒体"的局面已经出现端倪。尽管现在网上内容充满虚构的成分，但视音频直播的发展将改变这一切。正像电视的真实是对印刷媒体的革命一样，网络的视音频内容也许会使互联网走向真实和权威。

　　真实的世界才是最精彩的。

　　2001年7月，我国曾引进播出了在美国异常火爆的《幸存者》，但播出之后的反应出乎引进者的意料，那就是这个节目在我国并没有引起预想中的轰动效应。有人说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版本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港台地区却赢得极高的收视率。直到2002年4月，这个连续节目重播时，我才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症结所在：《幸存者》节目在中国内地播出时是配音的，由于重新配音改变了原来的音效比例、损失了原有的现场环境声、特别是当事人语言的原生态，这种方式破坏了节目的真实性，使得它看上去更像一个制作不甚讲究的国外电视剧译制片。

　　今天的观众，有时候仅仅为了欣赏演员在原创表演时声音的情绪和语气，就宁可选择没有经过翻译配音的字幕原版--看故事片尚且如此，更何况"真人秀"呢？这个节目受到的损失也带给我很多思考：既然我们做的是"Television"的工作，就应当更深地走进"Television"的本意，还原本应属于它的东西。失真，乃电视之大忌。

　　"从远处看"，在这个对电视的原始注解中，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无论电视还是其他媒体，都要同样地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而由于今天的新闻是"远距离传播"的，很多跨国界和跨种族的观众在"从远处看"我们的节目，由于他们在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知识结构、甚至生活习惯上的种种差异，有可能导致新闻传播过程中有一些东西被衰减、被放大；被扭曲、被误解；被忽略、被强加……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传播"与"到达"的距离？我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正视并重视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落差，而不是忽略这一部分"远处的观众"。

　　《焦点访谈》过去曾经用四句话表达这个栏目的定位："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几年后，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梁建增跟我商量，想用一句话概括《焦点访谈》的追求。记得他当时准备了四、五句话供我选择，其中就有"用事实说话"。梁建增表示他倾向于这句话，我当时有些犹豫，因为我担心别人会误解：你用事实说话，别人就不用事实说话了？现在看来，一句话要比四句话好，"用事实说话"这句话不仅是栏目的定位，更是栏目的追求。如果记者时刻用这句话警示自己，电视新闻节目的舆论监督报道就会更注重证据，事件报道就会更注重人与细节，正面报道会更注重避免概念化空泛化。

　　但同样是对事实的报道却能体现不同的立场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背景，这种背景是一种力量，每个把关者的判断都受这种力量的支配。

　　2002年7月，"亚洲新闻论坛"在新加坡举办，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参加。

　　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反恐报道。会议的第一个程序是由穆沙拉夫发表电视讲话。这位处于反恐最前沿的总统的一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恐怖主义就像一棵大树，现在我们只是把树叶摘掉了，但是树根还没有刨出来"，他接着说："恐怖主义根源不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和利益的冲突。"穆沙拉夫讲话结束后，会议主持人首先让我谈谈关于反恐报道的看法，我说我同意穆沙拉夫的看法，中国有句话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恐怖主义现在就是"过街老鼠"；我说："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这种受害不仅仅表现为在以色列发生的自杀性爆炸和菲律宾绑架案中都有中国人死亡，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存在'东突'这样的恐怖组织。"--当时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确认"东突"为恐怖组织--我接着说："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报道，'东突'组织所使用的手段与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极其相似，如恐怖训练、暗杀、爆炸等等。而且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东突'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国家对待恐怖组织的标准却是双重的，一些西方媒体同行在报道中甚至把'东突'形容为一种宗教和文化信仰。"

　　会议主持人是来自ABC的著名主持人，他追问我说："你认为媒体应该怎样为恐怖组织做一个统一的定义？"我说："统一的标准不应该由媒体去建立、去定义，而应该由国际社会去定义"。新加坡《联合早报》第二天对我与穆沙拉夫的讲话给予重点报道。其实我当时只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面对同样的事实，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取舍的标准不同，报道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当时时间有限，这个问题我无法展开，我真想就这个问题与西方同行好好交流交流，因为西方记者对中国有太多的误解甚至偏见。

　　我相信机会还是有的。

　　第二天，会议安排我发表主题演讲，命题是"加入世贸组织和成功申办奥运对中国媒体的影响"。演讲结束在回答代表提问时，一位德国女同行提出了"北京关闭网吧是不是在封锁新闻"的问题。这又回到了头一天涉及的新闻媒体如何处理新闻事实的问题上。我回答说："除了一些恶意丑化中国的报道之外，我相信大多数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是有事实根据的。我们也主张新闻报道要用事实说话。但对事实报道涉及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事实的选择，当记者面对众多线索和事实时，记者选择的取向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由事实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中国关闭网吧是事实，但由此得出中国在进行新闻封锁则是完全错误的结论，因为二者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

　　会场异常安静，我继续说："前不久，北京市有一家叫'蓝极速'的网吧失火导致20多人死亡。北京市在调查中发现，全市2000多家网吧中90%未经注册和消防安全不合格。为确保消费者人身安全，中国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网吧进行治理整顿，重新登记，取消非法网吧。这些都是事实，"我说，"不知道欧洲的实际情况怎样，但至少我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街道两旁没有看到像中国有那么多的网吧。只要记者深入采访不能不发现中国都是一些什么人去网吧消费。中国的网民发展很快，每年增加50%。很多人家里有电脑，办公室更是如此，所以要用互联网看新闻在办公室和家里都很方便。而去网吧的人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为了逃避家长和教师的监管，他们到网吧是为了玩游戏或浏览不健康的内容，所以中国整顿网吧是为了安全而不是为了封锁互联网上的新闻。"

　　翻译张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经过其精心的翻译，我的演讲达到了目的。会后，许多人表达了认同感。

　　其实新闻记者和媒体对新闻事实的处理，不仅受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影响，同时也受不同的电视传播理念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节目涉及的事实作出节目之外的解释，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是否通过节目本身传达了有价值的事实，是否传达了丰富的、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背景。要考虑到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正"从远处看"电视，对他们来说，解释是会有差异的，而事实及其背景本身是既定的和真实的--而这些事实和背景正是观众得出正确判断的依据。

　　回忆新加坡之行的演讲，最让我感慨的是我又一次感受到事实的力量。对那些被说服的听众而言，他们是由于了解而理解、由于认知而认可。

　　但并不是只有那些外国的观众、那些在地理概念上远在千里的观众才会与我们存在距离。距离产生于不解，而对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而言，在接受信息、了解事实之前，都与事实有着不小的距离；观众在"未知的远方"观察事实，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些"从远处看"的观众更少障碍地了解事实真相、进而理解传播者立场呢？换句话说，观众在远方，媒体作为观众的代言人走近了事实、进一步地了解了事实，我们由此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判断，甚至已经形成结论。但是应该怎样表达这些观点？应该怎样阐述自己的判断？是简单直接地告知概念和结论？还是通过丰富的事实与背景的展现，来伴随观众完成整个的认知过程？

　　毋容置疑，真正的捷径是后者，只有完整的事实和深入的背景才能把观众带进新闻深处。当"远方"的观众自己完成了"从了解到理解、从认知到认可"的过程之后，"传播"与"到达"的距离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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