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购车风波，一波未平，又掀一波。其事态的发展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尽管梁锦松事后马上向慈善机关捐款10万港元，后又增至38万港元，尽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写公开信批评了梁锦松，说他“政治敏感度”不高，梁锦松也曾两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公众道歉，表示自己不是“有意逃税”，但是，在香港，事件似乎并没有因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据报道，3月17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调查梁锦松涉嫌“买车避税”事件。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风波平息的迹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剧烈的风浪呢？对于梁这么一位有着“高尚情操”(董建华语)的官员，对于这么一位有着谦逊和爱心的父亲，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反复几次了，公众为什么还对他不依不饶呢？我以为这是香港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有罪推定”的制度安排和思维习惯。事实上，正如董建华在给梁锦松的信中所说，梁在去年10月31日已积极参与有关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建议的讨论，也就是说，梁对这次调税政策是了如指掌的，作为政府的行政高官，他比普通香港市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这种资源只要一出手，就能转化为金钱。在这种情况下，梁却在宣布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之前购新车，无可避免地会让公众质疑。对梁的做法进行“有罪推定”一番，显然是有必要的，公众有理由提出以下问题：一、他作为政府高级官员，掌握了政府重大信息，在政策信息公开之前，为什么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谋私利？二、如果每个政府官员都像他这样进行权力寻租，腐败将怎样收拾？三是政府出台了《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作为政府的问责高官，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
尽管梁锦松可能无意逃税，但香港公众对他进行一番“有罪推定”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对官员进行“有罪推定”，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必然谨小慎微，必然会把“公权力”与“私权利”分开，否则会吃“有罪推定”的苦果。
因此，对官员来一点“有罪推定”，让他们在伸手拿钱的时候，感觉到犯罪的恐惧，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相信会挽救许多官员的“政治生命”。这个做法，对我们或许有借鉴意义。
束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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