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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小伟 崔泽

　　温家宝，这位被认为是"温和"、而自我评价是"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新总理，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即使在履新的喜庆时刻，他也毫不掩饰地坦陈心迹："前人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还要我们继续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我总 记得一句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随着政府新总理、各部部长人选的确定，新政府开始行政生涯，开始面对其行政生涯中的种种烦难和信息。摆在他们的面前的有不少待解的考题，而且是有相当难度的考题……

　　新总理是坦诚的。他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心知肚明。"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多。"

　　温家宝的压力是巨大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几届前任都十分出色，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全面增长的"黄金时期"可能很难再现，更因为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关阶段，这些难题个个都是"硬骨头"。

　　但新总理显得胸有成竹。他决意用"实现一个目标、抓住两个关键环节、解决好重大的经济问题、推进四项改革"来化解这些难题。

　　第一道考题：就业难题

　　那还是在1993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掀起中国经济高增长之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在接受中国《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比起体制转换来，结构的转换将十分艰难。如果采取极端手段，体制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而经济结构的转换、尤其中国要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需要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此言极是，这是让"脑子像computer"一样的温家宝最"忧虑"的问题之一。"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让人头痛的是，即使中国经济连年保持7%的增长速度，以上人口的数字也大大高于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数字，而且，这个趋势恐怕要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一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会产生很多结构性的失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也使就业矛盾突出。

　　这一趋势在未来的缓解，可能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放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在眼前，最主要得看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日本、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经历看，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7%的增长速度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底线了。

　　就业问题的严峻性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已经有专家提议政府的政策取向应该由"增长优先"变为"就业优先"。其实，就业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高增长才能创造高就业。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最快速的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地，不仅基本容纳了当地的所有就业人口，而且，还接纳了几千万外省打工者。一个十几万本地户口的广东省虎门镇，竟接纳了70万外来劳动大军！除了海关税，这个镇一年向国家缴纳的税金竟高达17亿元！

　　当然，就业优先还是增长优先，反映在政策取向上是有差异的。为了充分容纳就业人口，国家在发展附加价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侧重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鼓励个人创业，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新政府也应大力加强促进就业的职能。当然这种促进就业，并不是政府包办，而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指出需要发展的产业及其发展方向并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

　　这是宏观的大前提。在促进就业的具体政策层面上，新政府还需要发展公共性的服务事业，包括提供就业培训、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等。同时，政府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失业保险这个安全网，保证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员的基本生活，并通过政府支持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再就业能力。

　　尽管有专家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可以维持40年，但这还是预测，还需现实来验证；尽管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恐怕还有差距，这说明我们还存在着制度的阻碍。在世界大的经济体中，中国的制造成本可能是最低的，但中国的交易成本可能是最高的。这阻碍着增长，也阻碍着就业。加快发展，唯有改革！

　　第二道考题："三农"问题

　　毛泽东时代有句老话--"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句话今天并没有过时。尽管农业产值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6%，但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不仅是因为无农不稳、无粮心慌，更因为中国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4%。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哪有全国真正意义上的小康？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6%。有专家计算过，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尽管我国经济保持了让全世界都吃惊的近10%的年均增长速度，城市化率也才每年提高了1%！即使在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社会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即使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1%(一些专家认为这很困难)，要达到起码的工业国标准也就是城市化率达到60%，中国至少也还需要30年！

　　完全可以这样说，"三农"问题如同就业问题一样，将长期伴随着我们。正如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所说，"三农"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不是一两届政府的作为所能一蹴而就解决的。

　　"农民真苦，农业真难，农村真危险。"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惊动了全中国。这是多年积累的"三农"问题严峻性的一个突破爆发。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大业是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全面推广，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使千百万农民迅速摆脱了贫困的生活。"万元户"的感染效应、乡镇企业的遍地开花、赵本山们在电视上的欢歌笑语，曾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解：我国的城乡差别在缩小，"三农"问题初步解决，亿万农民完全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中国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也正是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之时开始，城市改革的那种"壮士断腕"的悲壮艰难和农村改革的那种"大功告成"的乐观气氛，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当然，20多年的改革，使一些抢得了先机的农村迅速富足起来，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带的农村快速走向城乡一体化；即使在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明星村镇；而且除了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都有了提高。但是，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活力基本释放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生产力的增幅开始回落。在基本实现小康目标的世纪之交，中国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之时，蓦然回首，"三农"问题似乎是卷土重来。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的量变过程。

　　一是城乡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引起的收入差距拉大。中国农村这些年来的发展不容否定，但其增速远不如城镇。最近五年内，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为8.6%，而农村仅为3.8%，前者是后者的2.6倍。这一发展差距带来的问题不能忽视。从总体上看，市场疲软的核心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消费能力偏弱，农村消费能力弱主要是农民增收困难。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距呈现拉大趋势。从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政府发行大量国债以增加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因此得到改善。但问题在于，这些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得更快，使得相对差距更加明显。

　　三是农民负担潜伏着反弹的压力。尽管这两年来，税费改革成效显著，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30%，但不少地区存在潜在的反弹压力。

　　四是农村贷款难依然是抑制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大难题。虽然中央通过增加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在全国8个县农村信用社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但是从全国看，农民贷款难依然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五是农村制度供给滞后，各种相关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首先是土地制度方面，虽然国家确定了农民承包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也推出了土地承包法，但农民所用土地却不能完全进入市场。这使得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很多利益被夺走，而进入了中间商的腰包。二是中介组织发育不足，使得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不强。三是大宗商品粮棉的流通体制不健全。加入WTO以后，国内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如何合理配置，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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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已经很明显，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村。正因为如此，温家宝的二十四字"口诀"的第一句就是"城乡协调"，他提出"推进四项改革"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农村改革。这包括农村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对农民补贴方式的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医疗制度改革。

　　这一点连国外媒体也都注意到了。日本共同社以"中国新政府把农村和失业对策列为重点"为题报道说："在农村对策上，温家宝过去担任副总理时主管农业也熟悉情况，回良玉副总理长期在吉林省主管农业，而且在贫困的安徽省担任过省长和省委书记。留任农业部长的杜青林将致力于加强温家宝担任副总理时实行的减轻农村税费负担的措施。"

　　农村改革将是一场攻坚战。

　　第三道考题：企业改革

　　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还在黑龙江省省长任上时，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讲过这样一件事：我那次问张德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曾在黑龙江工作过。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作者注)：你在浙江常跑企业吗？是呀，经济建设为中心，怎能不常去企业呢？企业都找你要求些什么？没什么呀，就是吃吃饭、照照相。他们不要求贷款、不要求安排职工就业岗位吗？没有呀，他们早已走向市场了，这些问题一般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田省长感慨地说，我们黑龙江的企业要是也都走向市场，我这个省长就轻松了。

　　田省长的"无奈"源于"东北现象"，而"东北现象"则是国有企业改革艰巨性的一个缩影。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把企业改革作为四项改革的第二项内容，"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同时，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除了一些垄断性行业或仅仅有几个大型国企刚刚开始竞争(寡头垄断性)的行业外，与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快速扩张的外资企业相比，纺织、煤炭、钢铁、机械等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步履目前显得沉重，甚至悲壮；曾以自己职业为自豪的产业工人大军的处境眼下显得失落，甚至彷徨。在企业(如果还能称为企业的话)除了埋头生产什么都不用管的计划经济年代，他们是国民经济的排头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他们就像共和国的长子一样，在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帮助"弟弟妹妹"们成长的同时，消耗着自己的体力和心血。在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中，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上缴的税负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要高，承担的社会负担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要重。可以这样说，在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从整体上说，国有企业是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来。当然，在高度肯定国有企业"高风亮节"的同时，不能不指出计划经济给国有企业所造成的体制弊端，依赖性强、机制不活、效率不高、包袱沉重、市场反应迟钝、出资人缺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中心议题之一。从厂长负责制，到承包经营，从股份制改造，到抓大放小，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才初步探索出一条科学而清晰的思路。于是，上届政府响亮地提出国企改革三年攻关的任务要求。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个目标在世纪之交已基本实现，国有企业从整体上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甚至是命脉所系。

　　所以，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基总结了五条做法：一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二是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三是减轻企业负担和历史包袱，四是积极推进企业管理创新，五是大力加强企业外部监管。

　　尽管如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随着市场的变化，也是不十分稳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人们。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所表示的，国有企业改革还处在关键时期、攻坚阶段。

　　第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资本的重要作用是保障国家的安全，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有经济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国有经济分布结构的优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调整，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全线撤退，"退"是改革，"进"也是改革。目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彻底退出；现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众多过去垄断性行业都向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非竞争性行业已经是少而又少了；如果一味收缩，国有企业还哪有退路呢？

　　第二，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十六大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国有资产管理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既要致力于调整、作必要的退出，以提高整个社会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又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的流失，不仅威胁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容易引发社会收入悬殊，引发腐败现象的蔓延。不过，对任何问题都有个历史眼光。记得岳岐峰在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对记者说：虽然你的机器设备是好好的，但你的效益怎么也上不去，这样耗上几年，就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对部分国有资产的处置，这无疑是一种思路。

　　第三，要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再给国有企业"吃偏饭"，必然要受到WTO条款的制约。但是，给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应当做的。有人在众多场合反复讲，国有企业占用了银行三分之二的贷款额，但只创造出三分之一的效益，以此来论证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可是，国企承受着比外企和私企高的税负、比外企和私企沉重的社会负担和社会责任，更需要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因此，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就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要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是要解决公司治理问题。随着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司治理的完善将更为重要。具体的做法就是实现政企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组，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第四道考题：发展不平衡

　　记得前年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由专家组起草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报告详细列出了各省自治区市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时间表。与东部一些省市在2010年前后实现现代化相比，西部省区一般要到2050年以后才能初步现代化，有的省区甚至要到2089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大体整体推进的，尽管其中会有"先富"与"后富"的时间差。对一个城市化率不足40%的国度来说，现代化不能建立在几个城市"孤岛"上。难怪当时就有西部的人士说，"那种现代化，是东部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现代化。"

　　众所周知，即使在一个国家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平衡是相对的，而差异是绝对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只是一种手段；问题的另一方面、甚至更主要的方面，是"共同富裕"，这是目的。

　　不过，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于侧重于前一方面，使得发展不平衡问题凸现出来。温家宝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五六个省市的人口和面积都不过只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二三十，却拥有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社会财富。

　　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大发展不平衡。当然，一定的不平衡会带来活力，但一个处在剧烈的变革与转型期中的社会，过度的不平衡会危及稳定，而转型社会是十分需要稳定的。

　　第一，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中国的城乡差别曾相当程度地缩小了；然而随着近年农民收入增幅的持续下降，这种差距又重新被拉大了。在上海、深圳等地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时候，相当多农村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4000元人民币！中国还有3000万农民没有摆脱贫困。这个数字还是以年收入625元为贫困线来计算的，如果把贫困线提高，即使不按国际上通用的每天1美元来计算，只是在现在的标准每年再加上200元人民币，农村的贫困人口就又要增加6000万！近1亿人口，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型国家的人口了！使这个群体达到全国人均GDP的水准，就是近1000亿美元！

　　还是那句话，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不下大气力消除巨大的城乡差别，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在初步温饱的汪洋大海中建设几个现代化的"城市孤岛"，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东部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南向北推进的，是从东向西延伸的。可是，这种推进与延伸的速度并不尽如人意。当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世界性的加工生产基地时，我国传统的工业基地辽吉黑还没有摆脱"东北现象"的困扰；当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等东南沿海省市提出要在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时，西部的一些省区还在为小康目标而努力。资金、人才、技术、产业、财富在东南沿海滞留的时间过长过久，人们期盼的"梯度转移"效应并没有大规模出现，东西部的差距近年是越来越大了。

　　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三年来国家对西部实行优惠财税政策，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加大了建设投入。新开工的重点项目36项，投资总规模为6000亿元。除了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水利枢纽、干线道路外，在东部早已普及的"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等工程，都进展顺利。不过，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广袤地区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迅速改变的。十六大报告要求"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个认识是清醒的。十年，只是打好基础呀！要彻底改变西部面貌，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各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近三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的报告，把目前中国社会分为10个阶层。这10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和生活富裕程度的差距也是相当悬殊的。即使同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中心城市，既有月收过万元的高收入者(亿万富翁毕竟是极少数)群体，也还有生活窘迫的众多下岗工人，更有工作没着落的大量进城民工。

　　为什么意大利在战后50多年里，政府内阁剧烈变动了50多次，日本在泡沫经济的10多年中，换了10多届政府，可社会仍然是相当稳定的呢？就是因为其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只要政府的政策适合于庞大的中产者们的利益，这社会就是稳定的。而我国目前就收入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上头很小、基座很大的"金字塔型"。金字塔本应是及其稳定的，但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率，政策取向不可能永远侧重于塔的底座。这就形成了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社会结构。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是效率与公平原则的统一。

　　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和法律，是否能保证"先富起来"的人们都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的巨额收入？是否能基本杜绝通过疯狂瓜分国有资产、海盗式地掠夺或欺诈而取得高额财富的现象？问题在于，再次分配时注重公平，可供这再次分配的数额是否足够多？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力度是否足够大？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缩小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这不仅符合社会的公平原则，或曰正义原则，而且也是效率原则所要求的：根据边际理论，我们这样的追赶型国家的确需要将社会财富适度地向一部分人倾斜，加速资本积累。但是收入分配过于悬殊，没有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者阶层"，大部分人们的收入增幅下降或收入实质减少，会造成他们想消费而没有能力消费，这势必造成全社会需求不足、投资过剩，进入目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深感头痛的通货紧缩局面。

　　第五道考题：财政负担与金融不良资产

　　在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连年保持7%以上增长速度，创造了奇迹。这奇迹的"秘诀"之一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五年里，国家发行了6600亿元的长期国债，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亿元的投资规模，办成了多年想办而没有力量办的大事，拉动了经济增长。不过，也有人忧虑：尽管中央财政预算的赤字还没有超越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但是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能持续多久？经济对这种大规模发行国债而形成的预算赤字有多久的承受力？今年国债数额比去年减少了100亿元，这是否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

　　通过几次改革，财政收入在GDP中比重下降、特别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近年来，随着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向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五年里，除了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贴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总额由1997年的66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025亿元。为了缩小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了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和保护生态环境，这种转移支付的数额可能会越来越大。不言而喻，中央财政的负担在不断加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病门"。尽管五年里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尽管剥离了14000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如果按四级分类口径，仍高达21.4%；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五级分类口径，则高达25%，其中损失资产占相当大的比例。当然，中国城乡居民的极高的储蓄率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信赖感，是四大商业银行的巨大的"资本金"，但随着WTO要求的服务业开放、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涌入，为提高竞争力和防范金融风险，金融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参与银监会方案设计的全国政协委员陈耀认为，加快金融改革和风险防范将是新政府的重要任务。

　　这也是温家宝总理四项改革任务中的重要一项。他认为，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需要政策扶持，需要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于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构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同时，也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在通货紧缩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还会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际含义，就意味着适度放松货币供应。当然，也意味着防范金融风险，设置银监会的用意恐怕就在于此。

　　尽管十六大报告仅仅提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但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步伐的鼓舞，成立民间银行一事在近来被反复倡导；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浙江等地开展了一定范围内的试点工作，民间银行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有专家主张，制度性的改革要与技术性的调整同步进行。中国的金融业应该赶在入世的时间表规定的期限之前，准备得更好，更充分。比如说，资本市场，中国有股票市场，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在中国现有的资本市场里，还没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可供投资者选择，资本市场要加快发展，银行保险业也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银行业除了传统业务外，也要开发中间业务，要特别注意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结构的功能，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

　　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说了一句经典式的语言--进京赶考去！

　　赶考，赶考，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多么亲切的比喻！政府是考生，考官是人民！

　　当然，今天的赶考和毛主席当年所说的赶考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毛泽东面临的是如何建立和巩固一个新政权的"考题"；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考题"是如何从基本小康走向全面小康，进而实现初步的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

　　"考题"难度是很大的，可"考生"们才华横溢，胸有成竹。尽管温家宝坦言："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说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但是，他有信心为他担任总理的新政府在"赶考"中得到"高分"。他说："我们有改革开放20多年来奠定的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我相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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