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强出马抗肺炎 还多年卫生欠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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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4月28日16:12 财经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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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临危授命”，有助于协调各部门力挽狂澜，同时他也被寄希望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 本报记者 邱鸿峰 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 这是中国在非典型肺炎爆发以来，首次对官员“问责”，显示了中央决心增强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问题上的透明度，如实公布疫情，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便有效防止疫情扩散。 此番跃入公众视野的高强现年59岁，是河北盐山人，1967年参加工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他1984年至1988年做过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1989年到1994年任财政部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1994年至1996年任财政部预算司司长。1996年至1998年任财政部部长助理。1998年9月出任财政部副部长至2001年7月。之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据说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财政部一个高坚注：原国债司司长，一个高强很坚强啊。 北京观察家指出，现在的抗疫情势非卫生部一家就能只手擎天。出身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临危授命，有助于协调各部门力挽狂澜，同时他也被寄希望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这一点也令国人对逐步解决农村医疗保险、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等问题抱有信心。 意料之外的露面 4月18日位于北京朝内大街的国务院新闻办曾向外通报次日将举行记者会，但后来时间被推到了20日。当时人们已经猜测这将是一次重要的发布会，私下传中国将给出数据大幅改变的理由可能会是SARS判定标准的改变。 因此，当宣布北京SARS的感染人数从37人飚升至339人时并无引起现场哗然，而真正出乎记者们意料的是：出席发布会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副部长朱庆生，而不是原先被告知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 本月初，高强的身份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公开的报道指出他于4月6日下午陪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参观中毒控制中心和病毒实验室，同卫生部领导成员和部分著名医学专家进行座谈。 在20日记者会上，主持人介绍高强为“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立即牵动在座记者的神经。英国天空电视台、台湾东森新闻和美国之音都问到，是否有省部级领导已经因为这次非典疫情处理不力而引咎辞职。高强的回答是：“我难以回答。如果有了准确的信息，我会第一时间通报你的。” 高还回答说，当前卫生部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一致……而不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 但他指出，卫生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疫情出现后，没有及时对全国的疫情制订统一机制，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像广东那样发病比较早的地方，它的疫情报告制度很健全，基础工作也比较好，而像北京这些地方，发病比较晚，对疫情的报告收集方面就存在着一些缺陷。而卫生部对北京市的工作指导检查也不够有力，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问题。 高强表示，北京市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这些似乎解释了张、孟二人被免去党职的原因。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警告各级政府和官员不得瞒报、漏报、缓报疫情，一经查出，要严厉处理。 据悉，4月15日以高强为首的国务院监督组已进驻北京市，同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一起，一家一家医院进行核对，一个一个患者进行登记，用一周的时间查清了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包括外地来京就医的患者和尚未确诊的疑似病例。 情理之中 张文康被免党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专家不幸而言中。早在4月11日他就对《财经时报》直言：北京的实际感染人数已是官方报道数字的4—8倍，而隐瞒是对人民生命的极度漠视。他指出，如果早日预防，北京可以避免出现广东那样的情况。 就在4月10日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已经在标本上分离出冠状病毒，并确认冠状病毒和衣原体的共同作用是造成SARS的原因。找出病源的意义在于，能发明迅速诊断病情的方法和进行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而这一重大消息却只为一些非主流媒体所报道——4月13日，卫生部指出“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病源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 他批评说，病毒所只在3月17日才从广东得到标本，因为中央和地方的研究所都想出成果，而按理尸体标本应及时送到国家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 张文康1993年起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1998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张同时是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 4月22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同意孟学农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任命王岐山为北京市副市长、代市长。孟出任北京市长三个月，他曾说北京市早在3月1日就发现第一宗SARS患者。 接任者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初时从事近代历史研究，后来转向农村政策研究，之后又转向金融方面，曾任央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书记、主任。2002年11月调任中共海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他1998年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期间，负责整顿广东金融秩序，妥善解决关闭了广信并重组了粤海集团的债务危机，而外界猜测他之所以被派往海南，也是为了处理前几年房地产过度开发遗留的问题。 有观察者称，由于北京正积极筹办2008年奥运会，非典型肺炎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对北京市的国际形象影响深远，中央此时起用王岐山，无疑是看中了他危机处理的能力。 考验财政保障速度 消息人士称，高强将暂时主持卫生部日常工作。 卫生部长一职有可能参照朱镕基在1993年自己直接兼任央行行长一样，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直到SARS疫情稳定。 高强虽不是卫生系统出身，但有观点称，要打赢对抗SARS这一仗主要是机制问题。用吴仪的话说，当务之急是“要用钱购买有效的机制”——显然在与财政部沟通保障SARS防治经费上，起用高强是中央把劲使在了“刀刃”上。 高在记者会上说，政府已经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SARS的防治。“为控制疫情，中国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目前还不能准确计算出需要投入多少钱，但卫生部已与财政部达成默契，只要卫生部所做的预算是合理的，财政部就会大力支持”。 但是，尽管国家财政已拟拨款20亿元用于SARS防治，眼下效率与速度的平衡却似乎成了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副所长毕胜利4月23日告诉《财经时报》，现在该所疫苗研究急需经费，而财政部答应的2000万元经费还没有下来。在这种非常时期，中国需要卫生部部长与首席科学家直接沟通的机制。 “我在3月17日已经做了标书，今天财政部又通知我要进一步细划预算，这又需要10多天时间，这10天又有多少人会受感染？我认为这种时候应急事急办，”他抱怨，“原来说钱不是问题，现在钱就是大问题。疫苗研究需要购买国际先进的试剂和设备，负压实验室的太空舱运作每天也要消耗八九千元，研究人员至今没有拿到补贴。” 据悉，现在病毒所正在通过市场手段维持实验室的前期运作。北大科兴公司将出资80万元，资助病毒所开发SARS灭活疫苗。疫苗成功后，科研成果的专利由双方共有，产品的所有权归北大科兴公司，经济效益分成。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也拟与病毒所联合开发多肽疫苗，厦门新创公司也将投入100万元合作研制诊断试剂。 毕透露，治疗SARS可有多种疫苗，一种疫苗的研究成功需要两个多月时间，财政支持力度越大，进展速度就会越快。 寄望解决卫生欠账 中国卫生投入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GDP增速。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蔡仁华告诉《财经时报》，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11%提高到2001年的5.37%。但是，投入结构上存在着很大问题：居民负担在增加，而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相对下降。 原来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投入各占1／3，但现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22.8%下降为2001年的15.5%；同期，社会卫生支出比重，由38.4%下降为24%，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38.8%上升为60.5%。2001年分别为800亿、1236亿和3113亿元。而群众性的预防、婴儿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产品的消费，历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增加预算卫生支出，否则必然产生供需矛盾，引发医患矛盾。 从行政体制上说，蔡认为也有经验可以总结：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实行的是分级条块管理，如北京市市属医院与卫生部下属医院的投资渠道就不一样，卫生部的管理只体现在技术上的管理，这样遇到突发事件时，就会情报迟钝，应对不灵。而中国疾控中心只是研究机构，没有行政制约的力度。因此怎样调整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立突发疫情直接上报制度，在法律法规上有所体现，也是当务之急。 此外，蔡仁华还对中国农村“有女不嫁防疫郎”的说法耿耿于怀：现在有些防疫站奄奄一息，吃饭都成问题，但实际上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卫生上每投入1块钱就能避免国民经济6块钱的损失。尽管它和教育一样没有直接的产出，但这次旅游业的损失已说明重医轻防的错误。他举例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电镜设备就很落后，这次SARS病毒的检测还要用天坛医院的电镜设备，听上去难以想象。 对农欠账 由于认为中国农民对GDP的贡献太低，财政对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的卫生转移支付数量，只占全国的1／3。农村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由1991年的12.5%，下降为2000年的6.6%；同期，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由80.7%上升为90.2%。2000年，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支出分别为100亿元、50亿元和1377亿元。 前几年乡镇卫生院搞了一无危房三配套设备、药品、医务人员，后来又搞了乡镇卫生院、县级防疫站、县级妇幼保健院三项建设，在硬件上有了一些投入，但农村卫生人才短缺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也遇到过，最后还是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引导。 去年，中央答应西部农村实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即中央财政补助每人10元，地方财政补助10元，农民自己拿出10元，建立个人账户。而现在进展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互不放心，都希望对方资金先到位。这些资金的落实将是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 在体制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的三定方案中没有设农村医疗保障这一职能，卫生部也没有这一职能。直到去年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卫生改革的决定时，才明确将农民的医疗保障由卫生部门来管。因此，农村医疗保障的归口管理也应从体制上来落实。 另外，从医院用药来看，由于新特药的价高利厚，导致了新药的滥用，从而加快抗生素的耐药性和抗药性，加快病毒变异的周期，使突发疾病越来越难以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在提高医生的技术劳务收费，解决以药补医的问题上，政府也要付出改革成本。 蔡仁华认为，高强的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背景，对解决这些问题是相当有利的，因为有利于各部门的协调。但是从长远来讲，关键还是要尽早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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