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整件事也许只是《新快报》的一次策划，你怎么看？”

　　王小明突然笑了，说：“没这个胆量，《新快报》没有，医院没有，我更没有。”

　　编者按：“我为记者感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们真相。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了信息源；有了他们，我们才能不再恐慌。”一位热心网民这样评价在抗击“非典”一线的

记者。

　　《新快报》摄影记者王小明就是这些记者中的一员。3月11日，他被确诊患上了“非典”，成为因采访“非典”病人而被感染的第一位记者。王小明病愈出院后，《外滩画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外滩记者 杭晓琳／报道 宁彪／摄

　　2003年1月16日：广州《新快报》摄影记者王小明前往中山市中医院，采访非典型肺炎病患。

　　2月13日：王小明因持续剧烈咳嗽，至广州市华侨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不是非典型肺炎。

　　3月4日：王小明转至南方医院。

　　3月11日：王小明整个左下肺都是阴影，专家证实他已患上非典型肺炎。

　　4月16日：王小明病愈出院。“我得了‘非典’？”

　　“咳嗽每时每刻都要破喉而出，我不得不通过放慢脚步、调节呼吸以及压低声音说话等方法来制止咳嗽。”

　　4月24日，我拨通了王小明的手机，“喂……”低沉沙哑的男声，声调拖得老长，有气无力。

　　“请问您是王小明吗？”“是，我是。”紧接着，电话那端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您还在咳嗽？”“这两天一直接受采访，话说多了，刺激喉咙。”王小明在电话里喘了口气。

　　采访定在4月25日下午两点。我拨通了他新家的电话。入院前，王小明和他的3个朋友一块住，出院后，他搬了家，自个儿租了一套房。

　　“喂！”王小明声音短促，和昨天相比，高亢了不少。电话那头有音乐声，挺吵的。

　　王小明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采访时被传染的。1月16日，他和同事前往中山市中医院，据称该院收治了一批“不明原因性肺炎”病患，有七八名医护人员被感染，院方准备向医护人员发放罗红霉素、西力欣等昂贵药物以作预防。

　　医生不让他们进病区采访，更不允许拍照。“来都来了，总不能白跑一趟吧。”同事就和工作人员聊天，分散注意力，王小明趁机遛进病区拍照。他一共去了两间病房。一间TCU(重症监护室)里躺着两个病人，带着呼吸器。另一间房里只有一个女孩，是个实习护士，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咳得浑身颤抖。“那女孩很瘦弱，咳得都哭了。”

　　王小明站在病床前拍下了这些病患的照片。采访结束后，他跟随北上的列车采访春运。

　　2月1日，王小明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这次与“非典”无关，只是为了拍摄春节烟火晚会，二院大楼的天台是最佳拍摄点。而前一天，二院刚刚收治了“毒王”周作芬。去中山二院四五天后，王小明便开始咳嗽。

　　2月12日，王小明持续数日的咳嗽也突然变得严重起来。“咳嗽每时每刻都要破喉而出，我不得不通过放慢脚步、调节呼吸以及压低声音说话等方法来制止咳嗽。”王小明在他的日记《我的“非典”之旅》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2月13日，咳嗽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胸口开始隐隐作痛，“当时怕极了，以为自己真的染上‘非典’了。”一个月内，王小明第三次走进医院，做肺部检查。“我没这胆量”

　　我说：“有人觉得整件事也许只是《新快报》的一次策划，你怎么看？”王小明突然笑了，说：“没这胆量，《新快报》没有，医院没有，我更没有，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

　　2月13日，广州市华侨医院替王小明做了检查。胸片结果显示他的肺部有块阴影，是肺炎，但不确定是非典型肺炎。因为他没有发烧，抽血化验结果是“血红蛋白升高”，这些症状和卫生部门公布的非典型肺炎临床症状特点不同。

　　之后的20天里，院方使用了几种抗生素，没有明显效果，甚至连病因也无法查出。

　　3月4日，王小明转至南方医院进行治疗。在抽血、痰检、皮试、CT等一系列检查之后，3月11日，专家确诊他得了非典型肺炎，他的整个左下肺都是阴影。

　　王小明被隔离了。但他没有呆在“非典”病区，而是被隔离在一间普通病房内。“医生说我得的不是典型的非典型肺炎。”说这话时，他笑了。

　　他看不到其他病人，不知道其他病患的症状如何。他只是每天接受抗病毒、抗细菌的治疗，咳嗽渐渐不如以前那样频繁和难以忍受了。

　　4月16日，王小明病愈出院。医生说他肺部的阴影还没完全吸收，咳嗽会持续6至8周，但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本来以为自己肯定完了，结果在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又回来了。”他一边笑，一边咳。

　　医生嘱咐他出院后不能多说话，所以他不愿意和我详细描述住院期间的治疗细节，说是在《我的“非典”之旅》里有详细的记载。

　　住院期间，王小明对治疗情况做过一些简单记录，快出院时，报社让他把整个经过以日记形式写出来，说是许多媒体正在报道“非典”人物，报社打算把他作为一个“非典”人物，并刊登他的日记。

　　“有人觉得整件事也许只是《新快报》的一次策划，你怎么看？”我说。

　　王小明突然笑了，说：“没这胆量，《新快报》没有，医院没有，我更没有，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别再闹出事来就行。”“现在后悔干吗呀”

　　我问，如果有个记者拒绝接受去医院采访“非典”的任务，他应该被谴责吗？王小明说：“这人不是个称职的记者，但他有权力拒绝，可以理解。”

　　搬到新家后，王小明一个人生活。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和同事来看过他，一共两次，“医生说我已经没有传染性了，可谁知道呢，还是小心点吧。”

　　他说现在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除了在家听音乐，看书，惟一的户外运动是去爬白云山。

　　王小明现在住的地方离白云山不近，但交通方便，坐一部公交车就到。刚出院那几天，他天天都去爬山，慢慢地爬，快了容易累。后来常有媒体要采访他，话说多了总咳嗽，就很少出门。

　　王小明现在还没有到报社正常上班，他说可能在“五一”之后才会和报社讨论工作的事。

　　我问他，如果身体状况不能恢复到从前那样怎么办？“你不能那样说，至少现在不能。”他有些着急地说，连着几十天打抗生素，身体虚弱是正常的，恢复需要时间。

　　尽管王小明得“非典”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他在江西农村的父母仍然不知道，前两天家里突然来电话，把他吓了一跳，结果只是问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王小明说，等疫情过去了或是大家对“非典”已完全了解的时候，再把这事告诉家里。

　　许多媒体采访王小明时都问他是否后悔，我也问了，他有些不耐烦，说：“不后悔，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后悔干吗呀。”

　　我问，如果有个记者拒绝接受去医院采访“非典”的任务，他应该被谴责吗？王小明说：“这人不是个称职的记者，但他有权力拒绝，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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