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曹欣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曾经历过群体危机，也很少有国家能与瘟疫绝缘。目前“非典”在全球部分地区肆虐，除了给人类的健康制造威胁外，也正像历史上的霍乱或鼠疫那样引发着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当病区的人们在街上看到稀少的车辆和关门大吉的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看到匆匆而过的同类都以大口罩遮面，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远方机场严格的体检画面或日渐增加的传染地区、数字，很难不产生“我正处于危险的情境中”的想法。随之而来的，则是盲目的危机规避行为，常见者如听信任何传言、龟缩室内、大量储备日常用品和食物，极端者如“逃离”病区、拒绝就医等，其实都是各种心理危机的产物。这或许告诉我们，“非典”造成的社会心理问题并不亚于它所发生的实质生理侵害。

　　人类常常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医疗科技高度发达、社会现代化高度成熟的“未来社会”，有能力将过去世纪的瘟疫噩梦彻底抛诸脑后。这次的“非典”灾难却让人们发现，不但医疗科技远未具备包治百病的能力，而且发达的社会和全球信息体系还助长了社会恐慌的蔓延。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怕和爱都受到影响，如果不加调节，即使避开了身体上的疾病，个人和社会也有可能成为心理上的病人。

　　警惕传染性精神病

　　对于个人来说，在瘟疫肆虐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注意的心理问题就是成功克服疑病症、恐怖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能正常看待焦虑、抑郁、愤怒等情绪并有效化解。

　　有评论家将部分病区出现的谣言传播和抢购行为称作“群体臆症的发作”，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明白，传染病除了由病毒或细菌等带来的生理性瘟疫之外，还的确包括传染性精神病，上面提到的几种心理疾病都具有传染性，而且已经开始在社会中发作。拿“全民量体温”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正常的自我监测无疑是有效的自我保护行为，同时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为，但很多人一天量数次体温，甚至在量完后因怀疑结果是否准确而很快再量一次，就是典型的强迫症行为。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向居民免费发放了体温计，我国的很多高校等大型单位也有这样的行为，这是好事，但需要注意辅以必要的心理辅导，至少个人要对自己有所辅导，才能让好事取得最好的效果。

　　疑病症也是目前传染性很大的“精神Sars”。现在很多学校已经放假，家长应该特别提防疑病症对孩子的副作用。在很多方面孩子的心理比成人健康，他们对传染病的乐观态度并非全是由无知造成，家长不要因为惧怕“非典”而对孩子过度约束，例如限制任何室外活动特别是锻炼，也不要给孩子不当用药。

　　心理疾病能够带来躯体性反应，如失眠、头疼等。这种反应也是能够传染的。实践证明，和一群晕车人一起乘车，没有晕车史的乘客也会恶心、呕吐等。有些家庭要注意不让这种躯体反应在家庭内部传染。

　　瘟疫时期是一种非常时期，能否在非常时期保持心理健康，根本问题是是否拥有能迅速适应新环境的人格。放假之后很多人整天躲在家里上网或者看电视等，虽然不能说是心理问题，但也是非适应性行为。60年代法国青年运动时曾经有一个口号：“行动，不是一遇到刺激就反应，而是创造。”这句话对于目前放假闲置家中的人们来说不啻为格言。既然有了这么一个难得的家居假期，何不把以前打算看而未看的书看看、打算学而未学的东西学学？

　　“从众”和“与众共生”

　　上面提到的“行动，不是一遇到刺激就反应，而是创造”这个口号，适用于个人的心理调节，更适用于社会的心理调节。

　　我们都知道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众。大家都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大家都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这是示范压力和群体信息压力的结果。在“非典”这样的非常时期，如果不做好社会心理调节，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盲动，从而在“天灾”之外再引发“人祸”。

　　良好的社会心理调节例子是1998年韩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那次调节的关键词是“与众共生”，表面上看跟“从众”有一定的相似性。当时韩国遭遇金融危机，全国只有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外资纷纷撤离，经济一落千丈。一些非政府的机构发起了“募捐爱国金”行为，民众纷纷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私人藏金，包括金项链等首饰，交给国家，各种名人和明星更是身体力行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政府公务员也自愿减薪、不做公车等。在短短时间内，韩国就募集了250多吨私人黄金，不但对度过难关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让世界为之感动，相当数量外资回流，也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冲击，其严重程度甚于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典”威胁，但因为韩国一贯注意培养“新韩国人”形象，强调要做“开明的人、智慧的人、劳动的人、与众共生的人”，并在危机时刻将“与众共生”的现代人意识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民族精神激发工程。“9·11”后的美国是另外一个例子，当时美国政府用尽了全副力气来善待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营造英雄形象，很自然地对国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的熏陶。

　　由此可见，“从众”是被动的刺激反应，“与众共生”则是对困难的主动克服。社会心理调节的关键之处在于将危机化为机遇，将被动的全社会的躲避危机转化为主动的全社会的迎接挑战和创造。只有如此，国家和民族才能在度过危机的同时得到锻炼，才能不白交学费。否则就会沦陷到“刺激-惊慌-反应-遗忘”的曲线上去。2001年，韩国号召人们“购买爱国米”，帮助连年丰收但遭遇价格下跌的农民，得到广泛响应，总统、政府官员、商人甚至小学生都参与到买米行动中，并把买来的米捐赠给敬老院、孤儿院、贫困家体和独居老人，继而引发了全国的食用爱国米行动，食品厂商也大规模生产米制产品，再次显示了韩国人的凝聚力。这说明只有有意识地在危机中创造，才能在危机再次来临时承继以前的经验，否则就只会再落泥沼。

　　这次“非典”由于涉及多个国家、地区，因此不但需要社会心理调节，还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大众传播、国际间组织等进行世界性的心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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