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新加坡记者杨新鹏

　　随着“非典”疫情的扩散，另一种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具破坏力的疾病——“非典”恐惧症，也迅速蔓延开来。于是，惊慌失措、抢购粮食和日用品、吃各种也许根本没用作用的“预防”药物等，种种非理性行为都在恐惧的催使下出现了。对“非典型肺炎”本身认识的不足和各种建立在以讹传讹基础上的流言蜚语，无形中把这种恐惧推上了极致。

　　在莫名的恐惧逐渐升级的同时，无端的歧视也就相应产生了。人类文明虽然已经进入到不会在疫症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将城里的女巫全都活活烧死的时代，但有些人好像仍然没有学会用平和公正、不带任何政治和功利色彩的眼光去看待某种疾病。不幸染病、被怀疑染病、或者纯粹为了以防万一而在家中隔离的人，一旦身份曝光，就会立刻遭到人群的歧视与排斥。他们在设法战胜病魔，努力摆脱死亡阴影和巨大心理压力的时候，在他们最需要得到精神支持和心灵慰藉的时候，却还要面对旁人的冷眼。甚至连一些根本没有任何染病迹象，只因为职业的原因，而被人同“非典”联系起来的人，也无法幸免。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理解与信任，在“非典”的面前显得如此的苍白和脆弱。

　　于是，在新加坡，原本多年和睦相处的邻居，竟然要求在新加坡航空公司服务的空姐搬走，理由是“你不要害死我们”——虽然这位空姐根本没有同任何“非典”患者有过接触。一些穿着制服上下班的医护工作者，也遭到个别出租车司机的拒载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人刻意回避，甚至连他们的家人和亲友也受到株连。有人笑谈，现在出门坐地铁或者公交车，不必担心没有座位，因为只要你咳嗽几声或者打几个喷嚏，立刻会有半个车厢的空位出现，而在下一站，你就可以享受“私人包箱”的奢华了。

　　一名“非典”疫情爆发时恰好在北京工作的新加坡人，在经历了这个非常时期的无数担忧和牵挂后，终于得到公司的批准满怀喜悦地搭上了回国的班机。“然而，我似乎高兴得太早了一点。我发现我回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除了我的家人，别人都以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同事们不愿意和我见面，朋友也躲避。上级通知我，十日内不得回办事处，否则会对我采取纪律行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我不是非典患者就是病毒携带者。我是新加坡公民，好不容易才回来与家人团聚，却有一种被当成犯人的感觉。这是我的错吗？……”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任何人的生命健康都应该得到尊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对身边那些不幸正处于疾病困难中的人们表示出几许理解和关怀，是否既无损于我们自身的利益，也有助于全社会共同战胜肆虐的病魔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在被隔离的同时，送上一声亲切的问候，是否会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和关心呢？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有歧视和冷漠的存在，一部分人，甚至是那些曾经歧视过别人的人，才会为了使自己免遭受人歧视的厄运，一味地讳疾忌医，却反而使更多人受害。

　　统计数字显示，“非典”疫情爆发虽然已有几个月，但至今没有一个城市的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二，“非典”百分之四的死亡率也并不比普通的散发性肺炎高，而每年死于重症流感的人更是远远多于“非典”。因此，惊慌失措，甚至采取一些非理性的行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正如新加坡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我们应该勇敢面对“非典”，做足防护措施，尽量如常生活。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抗击“非典”疫情，并不只是医生、护士或者某些政府部门的事，它需要社会的每一分子都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否则，“非典”必将流毒无穷。新加坡某果菜批发中心的一名商人，在已经出现明显的发病迹象后，非但没有自觉隔离和去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看病，反而照常在批发中心出现。还有一些病人，在诊所医生已经怀疑他们感染了“非典”，给他们带上口罩，并要求他们原地等候的情况下，却利用医生去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机，摘下口罩到附近随意走动和买东西。如果每个人都像这些人一样缺乏社会责任感，政府和卫生部门做再多的努力也于事无补。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维文医生指出，政府在防范疫情扩散方面，所掌握的知识及能做到的都非常有限，最终的防疫责任还是落在每个新加坡人身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4月22日致新加坡人的公开信中也表示：“要成功遏制SARS，每个人必须合作，并负起责任。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是可以渡过这场危机的，就像过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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