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一响黄金万两“没有漕运，就没有古代天津的繁荣与发展。明朝中叶，天津城市的崛起，关键就是漕运。”一提起天津，林纯业老人给记者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漕运：“我们研究了几十年，不可否认，漕运带给天津的经济发展在当时是飞速的，是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封建经济，主要就是小农经济，由于北方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仅靠农业无法养活大多数人口，只有通过运输来满足需要。天津正好处在这个漕运的要冲，地理位置让天津集中了各地货物，形成‘天津卫货通南北’的现象，促进了天津商业的飞速发展。绵绵不

断地海河水和大运河给天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南来北往的客商，在当时可谓是黄金水道。”天津建立“河道运输兵”

　　洪武元年(1368年)，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后，马上就大力发展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而在元朝统治下的北方，社会生产却因战乱频繁而被破坏，使当时我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更为严重了。面对这种情况，明统治者为了大军北伐和维持其在全国的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仍然使用元朝的制度，利用河海运道，转输江南富庶地区的粮米与物资，从而揭开了明代漕运的序幕。

　　据林纯业老先生介绍，永乐初年，明王朝虽定都南京，但皇帝却长期驻于北京，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也因此北移，而北方当时的经济状况远远不能应付如此大的开支，明王朝只好大力发展漕运，“运东南粟，以实京师”。

　　而且，当时的明朝军队并不像现在的军队有海、陆、空多兵种合成，但是却因为漕运，建立了一支特别的军种——“河道运输兵”。它并不像普通军队要参加一系列的战斗，而是一支完全的后勤保障部队。

　　1421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后，鉴于天津三卫官军以“临近京师，天下根本，万一天时亢旱、边务缓急不同，稍有不继，必须用此直隶官军搬运至京，得以一时而集”的原因，而备受明统治者的关注，视之“尤重于迤南漕运卫所之官军矣”，当时，管理天津三卫的山东官员掌管着官船37艘，740名军人，从事着由德州经天津分别转输北京、蓟县、辽宁的运粮工作，这些人被称为“运丁”。

　　除此之外，还有1500多人的“铺丁”，明王朝在天津三卫辖区内的运河沿线，设置44个“哨所”，专门负责修理河道，看护河堤。除了这些工作，这1500人还扮演着另外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纤夫”。如果在漕船向天津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顶风，船无法前进，他们就要“拉纤”，让船通过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在这只部队服役的军人年复一年地在河道上工作，和普通的劳役根本没什么区别，日子过得非常艰辛。按照明代的法律，他们的家人，也要被列入军籍，世代从事这项工作，不能随意更改。“下卫”成了时髦话()

　　天津经贸活动在当时不断发展的时候，还引起了一场语言的“革命”。林纯业介绍，当时在天津周边各县有一句很时髦的生活用语——“下卫”，意思是指到天津来购买商品。当时运河从南至北进入渤海湾，居住在运河上游的居民纷纷到下游的天津来采购商品，时间一长，人们就有了“下卫”的说法。这也表明了当时天津的繁荣景象。

　　林纯业说：“当时说‘下卫’，主要是到天津来购买一些由‘运丁’从南方运过来的‘土宜’，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天津商业得以兴起，刺激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据介绍，运河在明王朝时期主要是为了运输漕粮，一般民船非常少，南北的交通又不像现在海、陆、空并举，商业交流并不发达。为了驱使运军尽心竭力地转运漕粮，供应国家需要，明统治者允许运军随船带一定数量的“土宜”，也就是各地土特产品，卖货赚钱，并且对这些货物给予“免税”待遇。

　　但是，明朝对漕粮的运输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路途的远近要求在转年的五月初一、七月初一、九月初一分别运抵北京，如果在运输过程中耽误了时间，负责运输的运军官员就要被处罚，所以运军在运送漕粮的过程中，无暇在途中将附载货物脱手，只能是把粮米运到天津卫后，才能买卖自己的东西，所以天津成了各地“土宜”的“聚居地”。而且，等漕船将要返回南方的时候，运军又可以把北方的特产带回南方，这样又有数额巨大的北方各地物产被带到南方。

　　这些产品，往往都是南北两方都相互越少的物品，买卖双方都很高兴。每到漕船要达天津的时候，周围的人们总要“下卫”来买卖商品，形成了一道天津卫的特别风景。“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天津卫为此专门开设了“十大集市”，留下了“天津卫天天赶大集”繁荣场面。据史书记载，天津成为了运河沿岸“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的繁华地区。天津“洋货”吸引人

　　提起“洋货”，现在的人们总是会想起塘沽的洋货市场以及进口手表、CD机、打火机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殊不知，早在500多年前，因为漕运的发展，天津卫就有了“洋货”这个称法。

　　据林老先生介绍，当时的洋货是指来自南方的名贵木料和香料，由于这些在北方价格极为高昂，所以也是“运丁”们携带来最为重要的“免税商品”。明朝规定，每船携带的“土宜”最多为十石至六十石，限额有限，但是运军往往为高利润并不遵守，这些名贵的“洋货”会大量的运到天津，所以“下卫”的一部分人是被这些“洋货”吸引来的商人。

　　虽然明王朝颁布了禁止携带酒、面、糯米、竹器等多种物品的命令，但这些东西多盛产于南方且价格低廉，北方缺乏且价格昂贵，将这些东西带到天津市场肯定会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运军中还是有人大量携带。到后来，一些有权势的人也借漕运大量贩卖，这种“走私逃税”的现象也就越演越烈。黄金水道增加就业机会

　　林纯业还说：“天津自古就是一个渔盐富庶的地方，又是天然的河海两用码头，而且地理位置又通南北舟车，是南下北方的交通要冲，漕运仅带动了天津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造就了许多的就业机会。”他介绍，由于“铺丁”、“运丁”及其家人长期从事于河道有关的工作，在天津地区就繁衍出了一大批靠从事撑船、搬运粮米、修理船舶、相关物品制造等手工业者，以及向卫所官兵及其家属销售日用生活品的小商贩，改变了当时“小农经济”下的天津卫。而且，明王朝当时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天津发展的政策，使天津的经济活动一跃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

　　由于天津盐碱地和水塘众多，只能是渔业和盐业的“富庶之地”，却不能大面积种植农作物，“GDP”增长点也只能是这两项，但随着漕运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种商品的不断涌入，天津的经济增长点也就多了起来。

　　除了手工业者外，还出现了专门购买“运丁”携带商品的商人，一时间，米、面、油、花草、木器、器皿、海产品、珍贵木料、各种果品、丝绸、布匹、棉花、豆类的商人全都出现在了天津卫。天津只靠“渔盐”单一的产业结构也就改变了。

　　由于天津设卫之初居民结构是以军人及家属较多，所以这些人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形成了最早的一批从事交易活动的商人，时间一长，当地居民也加入了这支“大军”，形成了天津的“产、供、销一条龙”。各项服务性产业也随着天津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从起初只有端茶卖水的，到后来的“歌舞厅”，从打间住店，到后来的酒楼酒店，天津的城市功能也慢慢地变得完善了。

　　“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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