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

　　“再也不怕被收容”

　　就在国务院通过救助新办法草案当天，家住武昌区积玉桥的张扬激动不已地致电本报：从今以后，打工仔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再也不怕被收容了！”

　　“我也有过被收容40天的噩梦。”四年前，年仅21岁的张扬大学毕业后生平第一次离开武汉，独自去深圳找工作，只因缺少暂住证，在当地收容遣送站整整呆了40天。

　　提起那段被他视为“噩梦般的日子”，张扬眼圈红了起来。“1998年8月20日清晨，也就是到深圳的第12天，我独自上街吃了早餐，走进上川公园旁的一条小巷，一个穿便装的警察拦住我：‘暂住证！’见我没有，不由分说地将我推上警车，送到了宝安18区收容所。”

　　“我以为自己在深圳仅呆了12天就被抓，是最倒霉的，不曾想在收容所还有比我更倒霉的。有个山西青年，到佛山投奔朋友，因为路不熟，朋友没找着，行李还在旅馆，就被抓来了。一个贵州青年和女友在租住地亲热，结果被查暂住证的警察撞个正着，他们虽有暂住证，但还是被双双送到收容所，理由是‘非法同居’。” “8月23日清早，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外面有人喊‘起床，开工了！’，原来，虽然把你关着，但不能白白养着你，你每天都要劳动10小时。这里的管教分为两‘股’，一个管教股，一个生产股，每天早上生产股把我们‘借’去劳动，下午收工之后再‘还’给管教股。”

　　“这里的管教都是骂人高手，他们把广东白话和普通话里的脏话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最高境界’。

　　一天中午排队吃饭的时候，前面一个湖南伢，见分发给他的饭盆是破的，便换了一个，但盆底还是有个窟窿，就又换了一个。谁知，当他走到管教面前准备打饭时，管教拿起打饭的铁勺砸向他前胸，还让他跪下，湖南伢急了，大叫一声：‘有种把我打死！’几个管教冲上来，铁勺、铁棍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这一幕看得我两腿颤抖。”

　　“直到9月29日下午，我们45人被赶上一辆大巴，开到源潭火车站，每个人给了10块钱和一张到郴州的火车票。到了郴州，我又换乘544次列车，历经40天的苦难，终于回到了武汉。”

　　虽然这件事已过去了近5年，但张扬昨日却捧来了整整35页的自述材料。显然，短短40天被收容的经历，在张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阴影。

　　启动违法审查的博士：

　　“尊重人身自由”

　　5月14日，许志永、滕彪、俞江3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对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并予以废止。

　　昨日，记者联系上了3位法学博士中的许志永、滕彪。据滕彪介绍，从新闻联播上得知这条消息后，三人感受大致相同，首先是很震惊，没想到新法规能如此快的出台，而且改革的力度也很大。

　　就职于中国人民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滕彪告诉记者，将“收容遣送”改为“救助”，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更大的尊重，这对城市外来打工人员以及农民工无疑是个好消息，告知他们，即便是没有暂住证也不应该被收容。

　　过去的收容遣送办法虽然也明确表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应该救济、教育和安置，但是有强制的目的，特别是1991年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后，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新的法规则是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为目的，将对象也缩小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滕彪希望，新法规应强调自愿原则，即使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也不要进行以强制的目的收容遣送。

　　滕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法学博士许志永都认为，虽然法规的改变令人欣慰，但也许由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来审查废止会更好一些。

　　法律专家：

　　“还原立法宗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述了3个观点——

　　1、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是针对当时流浪乞讨人员而制定，直接目的是对他们实施救助，间接目的是维护城市秩序和治安等。应该说，当时的立法宗旨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

　　2、这个制度如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多方质疑，更主要还是执行过程中严重变形，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敛财手段，演变成了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制度。这时，用新办法取代老办法是与时俱进的，“救助”取代“收容遣送”，是真正还原了立法宗旨，即这个法规最终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和“救济”。

　　3、即将出台的新办法，只是从实体上解决问题；但要解决包括权力滥用等问题，还要把相关具体措施、程序进行法律明确。并要在社会上推动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权力和权利的关系等。

　　（记者 杨春梅 刘伟 刘丰 戴红兵 蔡早勤 夏琼）

　　时评：废止与向往

　　媒体昨天用显著的字眼告诉人们一个消息：施行了21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办法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另一部办法中，“救助”二字撤换下了“收容遣送”。

　　被换下的4个字后面，注定永远站着一个人——因被收容而命丧广州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如今，孙志刚在天堂俯看，他用生命之归结促成一件法规的废与立。

　　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了。我们还要废止的，是对现实生命的极度不尊重。

　　我们在文明社会的现实中，对基本平等的期待却总步履沉重。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哪怕一纸暂住证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弱者符号，就能把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涂改得面目全非。

　　我们还要废止的，是对行政权力的严重滥用。

　　有关调查显示，在收容的人员中真正属于救助对象的不到15％，大部分是外地打工者。只要有权力滥用，再好的法律与规则也会被操作变形和扭曲，比如把“三无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对象扩大为“三无人员”，甚至扩大到火车站、舞厅逗留者，而这只是为了“雁过拔毛、拿钱走人”。

　　我们还要废止的，是对法律工具的功利使用。

　　收容制度设计之初是给弱者的一种救济制度，后因维护社会秩序、维护街道整洁、维护城市形象等目的，它异化成管理、限制甚至使弱者雪上加霜的制裁角色。如果不是基于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关照而是再次功利使用，救济取代收容遣送，也许还会沦为一次字面上的变化。

　　为了要废止的东西，需要更锲而不舍的努力，一如这次孙志刚事件中公众的表现。在生命、平等、权利的向往中，我们都不是局外人。（杨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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