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全国人大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五位专家：　明智之举提高政府公信力

　　今年5月23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经济学家盛洪、北大法学副教授沈岿、法学家萧瀚、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何海波等5位著名学者以普通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收容制度即将废

止的消息传来，本报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盛洪应反思为何出现“恶法”

　　“没想到收容制度废止的消息来得如此之快，我为我们的农民兄弟感到高兴。”知名经济学家盛洪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体现了政府对宪法基本原则的承认，显示了政府接受宪法约束的自觉态度，政府这种积极的态度正是建设法治国家最最需要的。

　　他指出，导致新政策出台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媒体的关注，《南方都市报》开了个好头，全国其他一些媒体又紧接着跟上，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这就在舆论上形成一种声势，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其次，法学家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了他们参与，所以我们才能从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问题解决的途径；还有就是我们的政府对民间的要求进行了积极的回应，政府的这一明智决策为自己树立了权威，提高了自己的公信力。

　　盛洪还认为，收容制度虽然即将废止，但人大违宪审查机制还是有启动的必要，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反思“恶法”出现的原因，反思为什么一个良好的制度会被扭曲，为什么会变质，我们应该如何采取方法避免下一个“恶法”的出现。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由人大对收容制度进行彻底否定的话，这就确立了新政策的法律地位，这实质上就是政府借助人大的权威强化法律的执行。

　　贺卫方新闻报道推动社会进步

　　贺卫方教授高兴地表示，国务院的新草案是一个进步。但是，要保证被救助自愿原则，应有一个严格的程序。面对不公正，媒体、知识分子因为站在有利的社会地位，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应该对这些公共事件进行关注和分析。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一个公众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萧瀚社会进步要靠全社会努力

　　法学家萧瀚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收容办法废止，是得民心、顺民意之举。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这个事件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社会进步、制度变革，要靠全社会的努力。正如茅于轼先生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力量有多么小，但是它都是一种力量。

　　沈岿要关注新法规落实

　　北大法学副教授沈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们目前应该关注新法规的落实，既然是救济，那肯定需要大量的资金，财政能否给予有力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否能够及时到位？我想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此外如何消除收容机构的一些不良社会影响，如何对旧的收容机构进行职能的转变，对一些素质低下的工作人员进行淘汰，使这些机构能承担起社会救助的职能，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何海波体现了中央对民意的重视

　　“收容制度的取消源于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公民的努力，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何海波说，《南方都市报》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何乐观地表示，收容制度即将废止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体现了中央有关领导对民生民意的重视。这一政策是保护迁徙自由的良好之举，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同时这也体现了政府对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视。

　　何海波说，现在应该对新制度的推行加强关注，任何一个制度都离不开监督，广大新闻媒体对此应该特别关注。另外，在国外基本上都是一些慈善机构来对流浪人群进行救助，中国的救济制度应该向这一方向发展。　本报记者于平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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